中华传统文化（高中段套装6册） pdf mobi txt 2024 电子版 下载

高中段共6册，16开彩色印刷，供高一至高三年级学生课堂学习和课外阅读。依据*《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编写，使学生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增进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提高传统文化的核心素养。全书注重趣味性与可读性，版式古雅，插图精美。每册18课，主要包括经典诵读、文化知识、延伸阅读、活动探究等栏目。高中段主要学习《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左传》，并兼顾《史记》《资治通鉴》《楚辞》《昭明文选》等史部、集部经典；每册围绕一至两个主题，如传统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学术等，选取中华传统文化中*核心、*典型的知识点，与经典配合讲解；另设“活动探究”，或侧重文本细读，或强调活动设计，或探究艺术哲思，探索传统文化与自身生活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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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徐梓，本名徐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理事长，*《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起草组核心成员，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中国教育学会委托项目“《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研制”。

副主编刘一，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理事，著有《邵晋涵研究》，参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辑补旧五代史》的研究、编撰工作。

副主编王立刚，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讲师，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副秘书长，著有《清代童试研究》《读书传家继世长：何溥与何氏家风》等。

副主编丛艳姿，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副编审，参与编写山东省地方课程教科书《传统文化》，著有《芝兰玉树生庭阶：谢安与谢氏家风》《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与苏氏家风》。

副主编莫真宝，文学博士，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副主任，著有《张溥文学思想研究》，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现代诗词论丛》《2017诗词日历》《2018诗词日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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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Javen 发布时间：2020-06-17 14:32:36

  参差不齐，少有佳篇。一方面跟研究水平的劣等有关系，有滥竽充数简直浪费国家社科科研经费者；另一方面跟全书的“史料”关注有关系，多篇考据性文章，细枝末节，无甚立意，不过，自有其重要性。能把材料工作用好，同时写得有些风味的文字，只有极少。读罢，仍然很有收获，对未来工作亦有启发。但是现代艺术，真的还是要回到作品，回到蔡涛所言的“天纵之才”，好的文字，还是应该导向作品。现代艺术研究之路漫漫，道阻且长……

• 作者：stillS 发布时间：2020-12-22 18:02:26

  挺好的，不是那种百度上摘来的哈哈哈，有对学校特点的解读，对专业选择以及日后就业也有分析。

• 作者：青狐蛮妖 发布时间：2022-05-25 21:46:35

  可爱的小闪电，在惊蛰时分来到人间，唤醒万物，迎来充满生机的春天。

• 作者：Sun 发布时间：2012-02-28 00:41:16

  弦论经典教材，非常难读

• 作者：九九 发布时间：2022-12-30 14:18:16

  感觉像是为了出一本书而出一本书，前面部分的文笔还蛮好的，但后面部分故事有点简略，描写也不是很细腻，可以当个消遣时间的读物

• 作者：网络海盗 发布时间：2019-03-14 23:11:28

  此书排版不错，每一页大概需要的注释都在页底，不影响阅读，而且注释不错。

• 知彼来处

  作者：麒霁 发布时间：2021-06-07 18:43:46

  致远星人如我，终于也能够安利一回2021年3月刚出版的新书了。《从公司到国家》这本书的作者是复旦大学的政治学者范勇鹏老师，2019年3月偶然听了一期他以《流浪地球》为题讲解政治问题的科普公开课，观点鲜明、表达流畅、谈吐儒雅，可谓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而这本《从公司到国家》，可以说完美复刻了上述优点，虽然是一本政治学的学术著作，看上去和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重点相去甚远，但却非常好读。当然“好读”不等于能够“速读”，由于逻辑严谨、信息量大，如果对该领域的政治和历史知识积累较浅，这正是个“慢读”入门的好机会。

  从制度发展的历史底色来讲，如果说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美国的建立或可称之为“伪装成国家的公司”，这是读完本书后我的一大感受。作者比较了修封建制和代议制的发展过程，寻求了北美早期殖民地代议制和管理模式的政治基因，分析了美国为何、以及如何得以成为西方民主国家中唯一保持长期宪政延续性的总统制国家。大体的结论是：“美国没有前现代的历史，没有经历过去数千年中重复上演的国家间的安全危机和利益竞争。它诞生于资本主义的起点上，建立国家就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人口构成、国家制度、法律体系乃至社会文化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尽情生长。而这一切又受到两洋拱卫的空前安全的地理条件的保护，使其几乎是在没有恐惧的条件下建国与发展的，几乎是历史之神在接近理想状态下进行的一个资本主义试验。”

  本书一个有趣的点，是揭示了一些反“常识”（或者说先入之见）的常识。有些是由于我们之前经常接触的信息所产生的“错觉”。比如因为将公司治理、公司管理机制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以提高效率、抑制官僚主义的做法，可能容易让我们觉得美国这种天生带着浓厚“公司基因”的国家制度更加先进，却忽略了没有经历过资源危机的美国制度，由于在权威方面的先天不足，面临重大危机考验时会暴露出制度的不协调性。有些则是由于我们自己历史文化基因造成的“想当然”。比如作者提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通常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事物，即使有时它们有共性，人们一般也不会认为它们可以类比，遑论混为一谈。但是人们很少会想到，这种观念可能只是中国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中国相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长期的大一统和早熟的郡县制，使得我们在试图理解所谓的西式民主自由本质时，下意识带着不少诸如此类以己推人的“想当然”。

  最后，Kindle买了电子书并读完的我，推荐大家学术类著作还是买实体书，翻来翻去和写批注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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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Kindle剪切板里的随手摘抄，仅作自己存档备忘，不用看。

  如果一定要看，请注意：1.由于作者从北美早期殖民地讲起，所以很多内容是对某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美国制度的评述，不是对当下美国制度的评述；2.作者遵循一般论文撰写规范，很多引用是采取“不加引号转述+尾注标出处”方式，kindle复制正文无法一并复制尾注，所以摘抄中有作者转述其他学者的内容。

  人类的进化消灭了早期猿人，农业的出现使狩猎采集者所面临的紧要问题变得不再重要，同样，城市和国家的兴起使史前人类担忧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草原通道的关闭以及海洋路线的开通结束了限制东方两千年发展的不利因素，工业革命使以前所有的问题都显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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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地中海世界诸文明，中国文明的流动性相对较低，因而，理解中国文明的一个线索就是其长期而大规模的“定居性”。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有篇很重要的论文，从渭水流域的定居遗址，推导出中华人本主义传统的来源：因黄土极为特殊的性质，中国古人幸运地免除了“游耕”的命运，很早就实现了定居生活。长期定居产生了代际之间的空间联系；代际关系产生祖先崇拜，因为祖先既是人也是鬼神，所以打破了人神界限，催生了人本主义；最后由自己的祖先推而广之到别人的祖先，产生了同理心、宽容心，形成了“兴灭继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至“天下大同”的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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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的日耳曼部落制度与古老的罗马制度相结合，奠定了今天西方政治文明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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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一种新型的贝都因人，他们重视迁移的自由甚于其他任何事物”，“人们不是按照他们的地区和籍贯来划分，而是按照形形色色的目的和打算来划分的。”也许意大利黑帮是美国唯一一种依靠传统和部落式的忠诚来维系的社群，电影《教父》和《爱尔兰人》中的纽约意大利黑帮生活，绝不是美国生活的标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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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7年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的建立，就是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的商业移民行为；最早的新英格兰殖民地也是由利润至上的英国商业利益追求者提供资金支持的，尽管其中有一些逃避宗教迫害的清教徒。21 这些移民按身份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业主或股东的身份到来，另一类则以契约劳工身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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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黄仁宇将之总结为两条：一为追求成功，一为赌博与冒险。韦伯式的文化人类学分析“不免流于用抽象的诊断来衡量具体的事物，当中的联系，只在或有或无之间，读者纵无从驳斥其非，却也很难完全相信”，“民法、商法和法治理论并不会因某种精神而产生，却会因物质生活的推广而增进。由此也可以看出韦伯等过度强调理想主义的弊病”。资本主义对平等的促进是有限度的，只能走到财产的平等，不可能再前进一步。一旦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基于财产的“平等”，他们就不再喜欢平等，而是捡起贵族政治的意识形态——自由——为自己所用，用一切努力将自由装扮成一种平等。具体的应用，是以一种在法律上自由的契约关系将财产的不平等、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不平等掩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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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不会主动放弃超经济剥削的机会。面对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时，殖民者没有办法再以“法律意义上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为剥削的基础，于是他们只能靠理论的建构，剥夺印第安人和黑人拥有财产甚至是作为人的资格。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到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都极力论证印第安人没有土地权，表面看用的是古罗马“无主土地”概念，实质上是为赤裸裸的剥夺和屠杀做辩护。此外，殖民主义者还用伪科学、伪生物学建构起一系列种族理论，将这些印第安人和黑人视作“低等人”甚至是“动产”。加拿大学者埃伦·M.伍德（Ellen M. Wood）说：“若此时已被废弃的关于法律身份等级制的观念不能继续援用，那就必须要找到其他的依据。其结果便是为一种伪生物学的种族观念赋予了新的意识形态作用，这种观念不仅通过法律，而且还通过自然把某些人从正常的自由与平等的世界中排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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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人的种族意识没有英国人强，种族通婚常见，西班牙总督奥赫达（Alonso de Ojeda）在1503年曾颁布法令鼓励通婚；英国人却连向印第安人传播基督教都不鼓励。原住民对英国北美移民来讲只是一种资源，如果没有产生利润的价值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埃伦·M.伍德说：“如果英国殖民者像法国人那样首先是对较传统形式的贸易形式和贸易口岸感兴趣，他们也许就会与印第安人保持一种相对和平或至少不那么充满种族灭绝性质的关系。”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驱使着北美的英国人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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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几乎所有的人口都是为明确的利益目标而来。这与中国人口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不同，也迥异于欧洲国家的价值（基督教）共同体和民族国家属性。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人口性质，意味着美国先天具备其他国家求之不得的清晰化和简单化特征，因而拥有极其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竞争优势。二战”之后的移民，更主要是出于利益动机。拥有世界霸权的美国，可以提供更好的就业和福利，移民美国就等于加入了对全世界的间接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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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是历史之母。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而言，地理因素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如果说，欧洲的政治主要是历史的副产品，那么，美国的政治就主要是地理的副产品。”对有限资源的存量竞争是人类历史中苦难和暴行的主要根源。美国人是在几乎无限的土地供给和资源条件下展开新的经济生活的，1890年联邦政府才宣布公地分配完毕。此时，中国的古老文明已经来到清朝末年，年轻的美国才刚刚进入资源有限的时代，单从这方面讲，两者的制度生存环境存在着大约3000年的时间错位。而任何没有经历过资源危机的制度，都不算是经受过历史检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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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不仅仅是资源，也决定着文明生存的环境是否安全。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它改变了美国建国后一百多年的武装性质、军力结构和安全观念。在此之前，美国没有“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概念，只有“国防”（national defense）观念。“国家安全”概念的出现反映出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型挑战，中央情报局这个国家安全机构就是该法案的产物。“9·11”事件后，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发展为“国土安全”观。国会通过了《国土安全法》，联邦政府成立了国土安全局。这个修辞的改变意味着美国已经完全进入欧洲国际关系曾经面临的“丛林状态”。美国本土受到的安全威胁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一趋势的后果还远远没有充分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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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发生于英国、普鲁士集团和以奥地利、法国和俄国为首的军事同盟集团之间的一系列战争。战事在欧洲、美洲、西非、印度和菲律宾等广大地区展开，可以说是近代第一场世界性战争，预示了未来两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在北美大陆上，法国联合印第安人与英国人作战。1763年2月10日，作为主要交战方的英法两国签订《巴黎和约》，标志着七年战争正式结束。法国向英国割让了几乎整个法属加拿大，并且法国从印度撤离，英国还从西班牙的手中获得了佛罗里达。七年战争的结果，是巩固了英国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殖民势力范围，驱逐了法国殖民者。但也带来了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为了避免与法国发生进一步冲突，英国禁止殖民者向西部拓殖，同时英国欠下的战争债造成了财政困难，需要征税偿债。在征税问题上，宗主国和殖民地矛盾激化，这直接导致了北美独立。 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实际都是七年战争的后续发展。法国支持美国革命，同样带来了财政破产危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要召集三级会议征税，引爆了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来之不易的中央集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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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民族相比，美国人更不断地为‘国家目的’问题所困扰。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认为，它们的存在是得到上帝和历史的认可的，因而无须经常提出一个独立宣言来说明他们存在的理由。但是美国这个国家是在一个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理由的行动中诞生的。独立宣言首先是面向整个世界发表的，而不仅仅是向美国人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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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的“轴心时代”过去后，从多元向一统、从城邦向帝国转化的历史过程中，早期国家共同体的解体促进了与社会相分离的国家观念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再是无须反省的自然存在，国家本身，特别是其起源、合理性等问题，成为世界各主要文明重要的文化命题。一些国家理论争论本身并不是为了回答现实中国家如何产生这一问题，而是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意图，故关于国家起源的争论也许永远不会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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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创造国家大多出于两种机制：恐惧的驱使和利益的激励。恐惧包括人们对来自其他人的暴力行为的恐惧和对自然环境的恐惧，利益则包括达成合作以降低交易成本或通过国家的帮助获得高于别国国民的收益。地理环境影响着国家理由中恐惧与利益的各自分量。但在过去的500年间，特别是最近的两个世纪中，地理环境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国家的恐惧和利益。现代运输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地理对军事攻防关系的决定性影响。远洋海军、洲际轰炸和太空武器加强了各国地缘军事地位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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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说，美国是唯一从野蛮直接到达堕落，中间没有经历过文明的国家。此类名言绝妙反映了那些一边受到安全困境诅咒、一边感到资本扩张压力的大陆国家对英美海洋国家所享有的可以后顾无忧地追求资本利润的战略地位的羡慕和忌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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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使曾经维系西欧各民族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这个“虚幻的共同体”解体了，各王室（逐渐演变为各民族）不得不依赖国家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这导致军事战略和外交手段兴起。破坏性的战争和频繁的结盟变化到1618年的“三十年战争”达到高潮。战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进一步清除了宗教因素的影响，使赤裸裸的世俗国家利益成为国际行为的准则，国家的存续不仅成了各国的头号国家利益，也被作为一项原则写进了国际法条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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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没有前现代的历史，没有经历过去数千年中重复上演的国家间的安全危机和利益竞争。美国诞生于资本主义的起点上，建立国家就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人口构成、国家制度、法律体系乃至社会文化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尽情生长。而这一切又受到两洋拱卫的空前安全的地理条件的保护，美国几乎是在没有恐惧的条件下建国与发展的。可以说，美国就是为资本主义而生，几乎是历史之神在接近理想状态下进行的一个资本主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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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用来描述整个国家的那些事实，实际上只属于其全体公民中的很小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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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多数决定”标准来看代议制，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原则，人多说了算。但是问题在于，哪些人算人？少数中的多数算不算多数？多数是不是一直说了算？简单地讲，代议制是一项“自由”制度，而非“民主”制度。“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很少称自己为民主国家，当时的民主阵营通常指的是苏联—东欧集团，而西方则自称是自由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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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少数利用程序来否决多数，就是“宪政”的本质含义。与之相反，不允许少数来否决多数，就是多数之“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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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中央权力发达的政权，一旦解体，地方自治能力都很弱。而地方自治能力强的国家，就不可能存在高度的集权。在人类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这二者不可兼得，任何制度都不能既享有集权之能力和高效，又保持社会肌体自组织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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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制度有两种成分，一是人身依附和相互责任关系，这是征服者威廉带来的欧洲封建制；二是人们平等联结的制度，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残余的原始制度。代议制就是在原始自由和封建特权的纠缠斗争之中发展出来的。面临共同的敌人威胁，诺曼人不得不保持内部团结，因此其中央集权水平高于欧洲大陆蛮族国家。欧洲大陆著名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句格言，在英国就不适用。王权在英国地位较高，英国未出现欧洲大陆那种更加典型纯粹的封建制，同时部落自由制度也未被消灭，不会出现王权的专制，最后宗教未能形成独立的力量，无法像在欧洲大陆那样制约王权。这些极其特殊的条件，奠定了英国代议制产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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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层贵族成了第三股势力，在国王和大贵族的斗争中起到砝码作用。小贵族与其他自由业主联合起来，促进了中产阶级的产生，郡法院成了中产阶级的聚会点。同一时期，城镇与自治市代表也被议会接纳，这增强了中产阶级的权重。在这个背景下，英国形成了上下两院的雏形。爱德华一世时，出现两类议会：一是上层贵族的议会，每年召开四次；二是郡县、自治市代表的议会，一般是需要向他们征税时召开。两者性质和权力基本相同。1295年8月的威斯敏斯特国民代表大会，从大贵族到下级教士等阶级都参加，英国议会正式出现。到14世纪中期之后，议会明确地分成两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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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西欧封建制和代议制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背后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不同阶级和权力集团间的力量对比关系。这些关系带来复杂的连锁反应，产生极其特殊的制度结果。英国国王、大贵族与小贵族和城市特权阶级之间的三角关系使英国一方面保持了较强的中央权力，另一方面王权也受到约束。法国大贵族的强大，反而导致王权与下层联盟压制大贵族，最终建立了君主专制。西班牙的蛮族征服者接受了罗马遗产，建立起较强的王权，但是摩尔人的征服激活了日耳曼蛮族的原始自由制度，使其产生了与英国不同性质的代议制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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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耳曼人原始自由制度、中世纪封建制度和中央集权三种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缺了任何一个因素，都无法产生现代代议制。因而代议制本身必然包含三重性质：部落性、封建性和集权性。它其实是大小贵族在国家集权化过程中用来保卫自己特权和身份等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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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法律又与法国、西班牙不同。法、西殖民地都由国王派遣总督直接统治，总督在海外有绝对的权威。英国的殖民地则根据特许状发给时的情形，分别由领主、拓殖公司和国王派遣的总督管理。殖民地虽然在北美实行自治，但它们生存于英国的统治之下，是英帝国制度下一种特殊地方制度。从殖民地建立之初，它们就离不开宗主国的支持。北美是先产生地方制度，然后一层层向上集权，发生序列是自下而上，这是一个集权而非分权的过程，最终形成的宪法制度中的分权结构是集权过程未完成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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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殖民地存在原始自由制度、封建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三重因素，均采取了殖民者或股东共同决定重大事务的制度。封建特权和公司股权均是财产权的权利形式，是私权而非公权。代议制的功能就是将财产权转化成政治权利，从源头就是一种“天下为私”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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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尼斯代表了欧洲历史上一类十分特殊的国家——商业城市共和国，或者更形象地说是商业公司型国家。它是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中溅出的一个文明碎片，在罗马城市制度的遗风中和蛮族入侵的压力下，发展出外向型的商业和航运，将地中海这个罗马帝国曾经的内湖变成它的贸易帝国。这一过程中，他们发挥商人所长，发明出了共有的集体主权，以股份公司的形式解决统治问题。这就是所谓公社或共和国的本质所在。威尼斯最早产生了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制等萌芽，它们后来在荷兰发扬光大，光荣革命之后被系统移植到英国，并通过移民传播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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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地主不可能承担建造战舰的成本。所以要么国家财政出资，要么以风险投资的方式将许多人的财富集中在一起。这也促进了股份公司形式的出现。对海军的依赖，自然强化了财富阶层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制约。舰队和商船的组织方式也促进了有产阶层内部契约和平等精神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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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讲，威尼斯政治制度的特点是，贵族集体讨论代替了大公的个人权威，政府权力和职能分散到各个专门机构和委员会。统治成员被限定在封闭的商业贵族为主的阶级中。由于任何家族都不希望别的家族垄断政权，故统治阶层内部采取抽签这种十分“民主”的方式来分配权力。决策上采取了分权和制衡的设计，用各种委员会来分散政权，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制度和程序。这个基因的属性是商人阶层对国家的强大控制、政府的组成方式以有限责任和股份制为特征、国家以追求商业利益为明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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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8年的革命是受到伦敦商人支持的贵族寡头集团的一次政变，这次革命的胜利常常被认为是英国自由主义和议会君主制的胜利，同时也带有英荷联盟的意味。19世纪50—70年代文官制度建立，也削弱了贵族力量。19世纪的英国目睹了内阁和首相权力的扩张，上院的衰落，下院对领导权的掌握。这个基本架构一直持续到今天。 至此，英国成功地在最大限度上将一个“王朝国家”“领土国家”改造成了一个公司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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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在议会之中，象征着古老而威严的主权和尊荣，他的功能就是欺骗民众，用象征性统治掩盖真正的统治者——不要告诉民众“去选择你们的统治者”，让他们相信国王就是统治者，国王这个未经选择的统治者可以让他们平静，不必对他们解释在位（reign）和统治（govern）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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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资本和金融资本共同的梦想就是令金钱等同于权力，公司等同于国家。正如布罗代尔所说，资本的成功是由于它与国家融为一体，资本等于国家。所谓共和制度就是让各类财产在政府中按比例拥有发言权。对内，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法治，没有法律确保的可预期前景，没有对产权的保护，资本家们就不敢对未来投资；对外，资本需要国家力量来保护贸易路线、担保债务和国际条约。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权钱合一的性质，原本应该是现代世界最基本的常识，却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不断涂抹下被人们忘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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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尼斯是“等级社会”，而阿姆斯特丹是“阶级社会”。前者有更强的封建色彩，后者更接近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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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既有全面的动乱，不可能与财富问题无关。而且最后的解决方案，亦必具有处置经济事宜的能力。（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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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商主义的关键是对货币的需求，每个国家参加国际贸易都是为了换来更多的通货，货币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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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其实并非因为英国税赋太苛。实际是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回扣，导致当时茶叶价格太低所致。所谓倾茶事件并非由愤怒的消费者发起，而是由波士顿富庶的茶叶走私者发动，因为他们无法牟取暴利。不管怎样，到冲突前夕，殖民地的境况绝对不能说是难以忍受，英国的暴政也没有多么严苛。世纪后期，北美殖民地居民的人均收入居当时世界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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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国家之所以采取权力分立的制度，历史根源乃是主权的缺失和重建，而真正的原因是其现实根源——这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它最能够保障股东的控制权，同时又给经营活动留下足够的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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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克也讲过，人们之所以组成政府，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他在《政府论》中提出了人不可剥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杰斐逊显然是受到了他的启发，他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写下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三大权利，22足见革命的实质乃是财产问题，但为了普遍的号召力以及“人类的舆论”，他将“财产权”换成了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幸福”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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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方矛盾最大的争议点是奴隶算不算人口。南方希望奴隶算人口，这样可增加其在下院的势力。北方当然反对。后来双方以一种利益交换的方式达成了妥协，一个黑奴算五分之三个白人，并以同样的比例计算直接税的税基。这个著名的“五分之三条款”的达成实际是用钱（直接税）来买权（议席），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制宪会议辩论的实质，即一切都是利益与权力关系的交易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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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主义是一种创新，是在邦联和英国模式之间的替代方案：权力有限的全国政府与独立而权力有限的州政府共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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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通常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事物，即使有时它们有共性，人们一般也不会认为它们可以类比，遑论混为一谈。但是人们很少会想到，这种观念可能只是中国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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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就是法律所拟制的人，与其成员本身区别开而获得单独的存在形式。最早的永久性股份公司就是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公司靠募集股金成立，具有法人地位。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人员构成。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选出60名董事组成董事会，负责经营决策，另选17名经理组成执行机构。荷兰东印度公司实施了股东有限责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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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英国贸易公司的产物，北美的殖民地显然是英国公司制度发展的一部分，英国法人制度和法人观念显然对北美殖民地和美国政治制度发展有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必然会产生公司和国家同构现象。美国制度的公司性质在其《宪法》中得到全面展现。人们往往忽视了股份与公民权的关系。如同日耳曼蛮族战士的原始自由权一样，美国一些族裔群体，特别是黑人，能够逐渐获得形式上的公民权和平等权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参加历次战争而为美国流过血。他们以牺牲的形式换来股权，这是公司制度原则下的公平交易。那些没有做出股权交易的族裔，其地位和境况可想而知，在一团和气的日常状态下，尚能维持形式上的平等，一旦国家遇到危机或窘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他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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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应对更复杂的任务、避免股东之间的冲突，就需要将管理权集中起来，实行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股东不再直接插手日常管理，只负责重大事务，如确定和修改规则（立法和修法）、聘任经理，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事务。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是一种纵向的等级关系，而是一组授权关系。每一方的权利和责任都受到规则的保护和约束，都有相对独立的权力运用空间和对应的责任，任何一方都不能越过边界、违反程序、滥用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法治。国会与行政部门也是一对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双重委托—代理，正是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结构的普遍特征。司法权则类似公司监事会，受董事会的委托来执行监督职责。但（美国）《宪法》的具体条款中，也隐含着一种突破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国家蜕变的野心。例如总统和最高法院都在事实上分享一部分立法权。总统还获得了批准国会立法的权力，最高法院虽然未获明文允许，但在后来也获得了宪政审查权，得以推翻国会的立法。特别是《宪法》对于行政部门的规定十分模糊，它到底是归总统还是国会领导，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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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毕竟不是纯粹的公司，不仅有股东和雇员，还有实实在在的“人民”。所以，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及普选权在形式上的实现，权力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统治精英阶层的控制。这显然是不符合立宪者们原意的，因而必然带来对宪法制度的调整，或曰篡改，以维持精英的统治。这就是后来政党政治出现、行政权不断扩大以及司法权取得一定的独裁权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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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哲特极其重视国王在英国宪制中的地位。他认为政治权力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是尊荣部分（dignified），一个是效用部分（efficient）。国王就是尊荣的代表，是英国制度的灵魂。英国制度是国家权力与公司治理结构结合较好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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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其核心实乃财产之自由追求和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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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西方所谓民主国家中唯一保持长期宪政延续性的总统制国家。芬兰和法国属于混合型，而非真正的总统制。 首创于英国的议会制则更为普遍，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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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总统制通常是由选举分别产生立法和行政机关，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是分立和制衡的关系。议会制又称内阁制，由选举产生立法机关，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党组建内阁，立法权与行政权不分立。这些说法大体上是对的，但是存在细节问题，例如总统制下，行政权往往不全在总统手中，所谓分权存在着不少模糊地带。因而所谓三权分立，不唯如上一章所说，既非“普世”，亦非“价值”，其本身也不存在纯粹的实例。这种制度要求两党不能存在尖锐的对立，对国家的安全和资源条件有极高要求。白哲特认为美国是因为远离其他国家，经济条件良好，没有什么斗争的目标，其制度才堪堪运行。一旦经受考验，美国制度的不协调性就会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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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产生需要“第一桶金”，而国家的产生离不开“第一滴血”。流血的多少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权威的质和量。美国的联邦政府凭空创生，没有从任何前例继承到合法的权威，导致其制度在权威方面先天不足。权威不足造成的三权分立结构又阻断了未来权威形成的路径，这长久困扰着美国政治生活。权威是一种习惯。詹姆斯·Q.威尔逊注意到美国人缺乏欧洲人服从权威的习惯。（总统的权威也是逐渐树立的），作为美国的首席执行官，总统应该掌控行政机构，并要求行政机构对其负责，这一观念是很晚近才出现的。1921年之前，白宫没有行政预算；1939年之前，预算局不是设在白宫而是在财政部；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白宫才拥有自己的职员班子。1921年前，各行政机构未经通报总统就可以直接把法案提交国会。1921年后，仅拨款法案提交前才需先向总统通报。到20世纪30年代，所有法案都要向总统通报后才能提交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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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他们保留了州的主权，在中央权力之外保留了“封建性”的堡垒，联邦制阻碍了权威的集中。其次，美国人分割了权力，议会统治法律，总统统治行政。立法权也分属于三个地方：议会和总统一致时，同时属于二者；总统否决的时刻，它属于总统；国会再度通过时，它单独属于国会。最高法院做出违宪审查或宪法解释时，它又属于法院。英国人的原则是选择一个唯一的主权权威，让它变好；美国人的原则是要有多个权威，希望数量来补偿质量的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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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伯的确是在西方思想传统中较早将官僚政治纳入思考范围的主要学者之一。他用官僚政治（bureaucracy）这个词来描述欧洲封建政治和神权政治之后产生的新的国家管理模式，并夸赞其“理性”特征。官僚政治有组织性强、科层化、专业化和依据技术或法律来行政并且基于文牍运行等特点。

  中国发展出了人类最早成熟的官僚制度。早在商周时期就产生了官僚的萌芽，并在春秋战国的诸侯变法期间开始发展，秦统一后逐渐演化完善，到唐宋臻于成熟。官僚制度甚至成为中国政治传统的基本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制度的轴心。中国官僚制是国家轴心制度；欧洲情况较复杂，法国更接近中国，德国次之，但所有的官僚体系最终都变成某种形式的代议制下之执行机构。今天西方文官均具有非政治性，政治地位较低，这与中国之干部和公务员体系具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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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伯的理论中，国家的职责是为人民做他们自己一人做不了的事、不应该由他们一人做的事以及他们不愿意一人做的事。国家不仅为个人，也要为全社会的利益着想。国家不仅要消极地防止某些行为，还应积极地促进全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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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决策过程的司法化往往只有利于富人和强者，因为普通民众既不熟悉法律，也支付不起昂贵的律师费。法院的工作方式是诉讼，极少数个人的诉讼会影响到大量其他人的利益。而诉讼的好处往往属于请得起律师的人，法治的逻辑往往是小权利压倒大权利，小正义盖过大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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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独特的逐利性人口特征，以及北美大陆提供的丰富资源和安全环境，这是我们理解美国历史须臾不可忘的起点，是美国制度发展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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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丁钊 发布时间：2019-06-24 21: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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