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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苇间疯 发布时间：2011-08-19 09:06:57

  还行。

• 作者：却道天凉好个秋 发布时间：2024-02-09 12:36:02

  跟微生物学有点接近

• 作者：蝠蝠 发布时间：2022-06-13 11:38:17

  很诚恳，全是干货

• 作者：满地 发布时间：2023-02-06 13:29:47

  说事儿说得非常清楚

• 作者：CoCo陶可可 发布时间：2019-03-11 10:42:12

  2019，043。比较多能落地的模型，值得研究和实践。

• 作者：子攸 发布时间：2021-11-21 1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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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俊：翻译家算半个先知

  作者：禅疯子 发布时间：2023-01-28 07:30:05

  2010年夏天，还在做记者的我，曾去李文俊先生家拜访，于是有了下面这篇专访。

  13年过去了。

  今天在科索沃，翻出旧稿，又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

  李文俊80岁了。几个月前，他的面孔登上了国内一家著名时尚杂志。

  那是一张刀刻般的面孔。因为拿掉了厚厚的镜片，眼睛失去掩护，显得湿润润的。

  “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什么找我，”李文俊慢条斯理地说，“大概他们的主编曾是一名文学青年。”

  是的，凡是喜欢过外国文学的人，都知道李文俊。他是福克纳、塞林格、麦卡勒斯和卡夫卡的译者。他译的每一本书都至少影响过一位当代作家。余华、莫言、苏童在他们的随笔里都满怀眷恋地回忆过当初读到这些作家中译本时的震动。

  2000年，因为翻译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和写作《福克纳评传》过于劳累，李文俊曾大病一场，光是病危通知就收到五次。从鬼门关回来，家人都劝他不要再做翻译，可李文俊自叹“尘缘未了”，这些年来又翻译了近10本著作。

  这些著作如今静静地躺在老先生的书柜里。李文俊说，这是他一辈子的行李。

  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在一首诗里列举了她一生所失去的：钥匙、母亲的表、宝贵的光阴、朋友、三所房子、家园和祖国。

  回顾自己的一生，李文俊说：“我也有所失去……然而也并非一无所获：我有亲人、有也许还不算太菲薄的成绩，以及友情、家园、还有人生阅历……”

  在李文俊看来，翻译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他引用歌德的话说，在一个民族里，翻译家算得上是半个先知。

  如今，李文俊坐在书房里，翻着一本《外国文学插图精鉴》。这是他用15年的时间集成的，相当于一部外国文学翻译史。

  墙上挂着“静轩”两个隶书大字，是从琉璃厂淘回来的拓片，装入紫檀木的镜框里。家里摆着不少瓶瓶罐罐，都是潘家园淘来的“古董”。老先生饶有兴致地拉着我们看，过一会儿又很严肃地说：“我是不打算卖的。”

  翻译的开端和《世界文学》杂志

  1930年，李文俊出生于上海。父亲在洋行工作，母亲中学时也学过英文。中学时代，李文俊译过一些好莱坞明星，如“凯瑟琳·赫本的三围”等讯息，投给当时的《大晚报》。

  李文俊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去领稿费的情景：“乘上49路红色公共汽车，推开四马路报馆铜棍（brass bar）锃亮的玻璃门，在齐眼睛高的大理石柜台前，看那位烫着一头蓬乱头发的出纳小姐扔出几张小额钞票。”

  1948年，李文俊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同学一起翻译出版了美共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的两部著作：《最后的边疆》和《没有被征服的》。这成为他翻译生涯的开端。

  大学毕业后，李文俊进入中宣部办的干训班，学习八个月的马列主义和新闻业务，之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编辑部。1953年，为了继承鲁迅先生三十年代办《译文》的传统，作家协会决定恢复《译文》杂志（《世界文学》前身）。从那时起，李文俊开始了在《世界文学》的人生，绵延40年。

  当时编辑部鼓励年轻人走出去向专家请教。刚开始工作，李文俊就骑着自行车去拜访归国不久的冰心，也访问了加入中国籍的沙博里。

  李文俊说，每次拜访都有一段故事：拜访钱钟书、杨绛，“他们那时住在中关村平房，不到顶的隔墙上供着一尊铜佛”；拜访金克木，“求他译《云使》，他太太发话了他才答应的”；拜访赵萝蕤，“可惜没见到陈梦家的明代家具”；拜访吴兴华，“他的夫人握手时仅伸出两只纤指”；拜访杨宪益和他太太Gladys，“记得杨先生对我说‘搞翻译不能太老实’，Gladys正好从门外进来，只听见了最后几个字，眉毛一扬问：‘干吗要不老实？’”；拜访王佐良、周珏良，“他们和我一起挤上一辆332路公共汽车，请我在动物园对面的广东饭馆吃了一顿饭”；拜访冯至，“他对我说，歌德不好算作浪漫主义诗人，接着很有权威性地一笑”。

  从卡夫卡到福克纳

  在《世界文学》杂志，李文俊做了20多年的助理编辑。1978年，《世界文学》所在的外文所招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其中包括赵毅恒、裘小龙等人，而文学也迎来了一个最狂热的时代。

  1979年，复刊第一期的《世界文学》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卡夫卡《变形记》，它影响了一代读者的阅读趣味。

  卡夫卡的推介得益于李文俊的慧眼。当时国内的德语翻译家并不知道卡夫卡，甚至包括冯至，当他在德国留学时，卡夫卡还不为人知。因为经常浏览国外报刊，李文俊知道卡夫卡在国外很受重视，他建议上海译文出版卡夫卡，“结果出了六本，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

  时至《世界文学》复刊，李文俊请学德语的太太从德文版重新校对了一遍《变形记》。他没想到卡夫卡在青年人中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当时还在浙江海盐做牙医的余华看到卡夫卡，被深深地震动。他后来写道：“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

  李文俊把翻译比喻为“行人寥落的小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文俊开始翻译福克纳时，曾写信给钱钟书请教几个问题。钱钟书在复信中说：“翻译（福克纳）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

  福克纳难译，而《押沙龙，押沙龙！》更是难上之难。《押沙龙》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From a little after two o'clock until almost sundown of the long still hot weary dead September afternoon they sat in what Miss Coldfield still called the office because her father had called it that – a dim hot airless room with the blinds all closed and fastened for forty-three summers because when she was a girl someone had believed that light and moving air carried heat and that dark was always cooler, and which (as the sun shone fuller and fuller on that side of the house) became latticed with yellow slashes full of dust motes which Quentin thought of as being flecks of the dead old dried paint itself blown inward from the scaling blinds as wind might have blown them.

  在福克纳的作品里，这样的长句比比皆是。李文俊说，翻译时难就难在必须要把作者蓄意表达的一切因素全部准确地表达出来，文字尽可能熨帖老练，符合中文习惯用法，还要保留住作者的“神来之笔”。

  长句子并不是唯一的困难。福克纳的作品是一个整体，必须对他的全部作品大致有所了解，才能译好其中的一篇。福克纳是语言艺术大师，文风时庄时谐，有时像莎士比亚与T.S.艾略特，有时却又土得掉渣。这一切，均需译者悉心体会，紧紧追随。

  在译《押沙龙》的整整三个年头里，李文俊日日夜夜都在受着这样的煎熬，往往一天只能译一小段甚至一个长句，第二天再将之改定。他至今还对译毕当天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下午4时45分，我将圆珠笔一掷，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地叹了口气：总算是完成了。这是我译的第四部福著，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

  说到这里，李文俊走向书柜。在我们惊异地注视下，他拿出那本《押沙龙，押沙龙！》，轻轻地把第一段的译文念了出来：

  “在那个漫长安静炎热令人困倦死气沉沉的九月下午从两点刚过一直到太阳下山他们一直坐在科德菲尔德小姐仍然称之为办公室的那个房间里因为当初她父亲就是那样叫的——那是个昏暗炎热不通风的房间四十三个夏季以来几扇百叶窗都是关紧插上的因为她是小姑娘时有人说光照和流通的空气会把热气带进来幽暗却总是比较凉快，这房间里显现出一道道从百叶窗缝里漏进来的黄色光束其中充满了微尘在昆丁看来这是年久干枯的油漆本身的碎屑是从起了鳞片的百叶窗上刮进来的就好像是风把它们吹进来似的。”

  对话李文俊：“文学在它合适的位置上就行。”

  人物周刊：现在您和太太还翻译吗？

  李文俊：当然，还翻译一些东西，出版社叫我翻译一个中篇。现在我不做苦工了，一天两个钟点，三个钟点顶多了。昨天就少些，因为陪我太太去了亦庄的同仁医院。她是搞德文的，黑塞、歌德，豪夫，古典的也译一些。她现在译的少了，德国的一本正经的东西现在出版社不大出。时髦的那些她不喜欢，也看不懂。

  人物周刊：您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最后怎么没有做记者，而成为了翻译家？

  李文俊：最初没想专门做翻译，而且我的外文学得也不怎么样。一般的看得懂，但是文法结构搞得也不是很清楚。后来一点点做起来了，才弄清楚这之间细微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考大学的时候，复旦大学新闻系和燕京大学新闻系是最有名的。当时想像萧乾那样到英国去访问，做战地采访什么的。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比较灵活，跑跑写写应该还行吧，就报的新闻系。考上新闻系后，第二年上海就解放了，然后就强调要贯彻党的意图，没有什么个人发挥的余地。我很多同学都分配到广播电台，做了一辈子到退休了也没什么太大的成就。当时有哪个是有名的记者？没有。都不让出名的，写的全都是干巴巴的会议报告。我当时感觉没有什么活动余地，我还是搞翻译，搞文学吧。我因为在大学里出了两本书了，所以分配的时候就把我分到了作家协会。

  人物周刊：作协一直是各种运动集中“整顿”的部门，您有受到冲击吗？

  李文俊：我们作家协会名额多着呢，你想呀，丁玲、艾青什么的都是在一块儿的，这些人首当其冲。轮到我们编辑部，就只有一个人历史有点问题，是国民党励志社培养的，他是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其实人很好，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是杨朔（写过《荔枝蜜》）负责审查，他的《三千里江山》是薄薄一个中篇，不知印了多少万册，他靠这个买了一个四合院。当时，我负责记录，杨朔打电话给我，我就和那个有“历史问题”的同事蹬着自行车去杨朔的四合院。

  人物周刊：后来您下过干校吧？和钱钟书一起。

  李文俊：下干校是1970到1972年，到河南。钱钟书比我去得早，不过都是盖房子、挖井。后来我被分到木工组，做木匠去了。手艺还没学会，上面就没人抓这个事情了，因为林彪失宠了。后来，钱钟书被调回去翻译毛泽东诗词。不久，我也被调回去了。从干校回来以后不能做业务工作，但是图书馆开放了，可以借点书来看。那时候看了很多英美小说，尤其是钱钟书借过的书，我会特别注意，也会借出来看。《伤心咖啡馆之歌》就是那时候看到的。

  人物周刊：《世界文学》最初和现在的发行量是多少？

  李文俊：最多的时候三十多万，现在一万册以下吧。这就算不错了，文学在它合适的位置上就行。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八十年代的外国文学热潮和现在的慢慢褪去？

  李文俊：这个社会变了啊，那个时候是从不开放到开放，你们这一代人或者比你们更老一辈的人，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他们像海绵一样吸收外国的各种新鲜的味道，如饥似渴。现在，人们又开始经商了，要买房子，买股票，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奋斗啦，不然你房子都买不起，怎么娶老婆啊？各人有各人现实的困难，你再喜欢文学也没用了。

  人物周刊：您是这样的看法？

  李文俊：社会是这个看法。我个人是不会说要挣多少钱，够用就行了，活得下去，能去潘家园淘点古董就行。反正我也不像马未都他们似的，我也没那么多本钱，我也不和富豪打交道。4亿块钱买一幅黄庭坚的画，拍卖公司收12%，多黑啊。反正这个社会吧，我是做不到他们这样。

  人物周刊：文革之前的翻译稿费是怎样的？

  李文俊：大概10多块钱一千字吧。那时候的10多块钱比现在100多块钱还多呢。所以那时候有职业翻译家，别的不干，就在家里翻译也能维持生活，而且生活挺好，像傅雷、汝龙就是这样。他们也不愿意出来做工作，因为觉得浪费的时间挺多的，又要开会，又要政治学习，这些时间都去掉以后，剩下来翻译的时间就不多了。但是时间一长，输出得少了，翻译速度慢了，收入就会受影响。傅雷就写信给上海文化部，这个信在《傅雷书简》里还可以看到，说他生活困难，维持不下去了。文化部就批，让出版社多预支他点钱。其实1950年代的时候，靠稿费也可以生活下去。

  人物周刊：现在的稿费标准似乎没有太大调整。

  李文俊：大牌的出版社给我们也就是每一千字60元。有的出版社，对我客气一点的，给我80块钱，特别高的就100块。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文出版社也就是60块，65块。给的少也就算了，反正我也活得下去，退休金涨啊涨的，到现在也快五千块钱了，而且我还有国家特殊津贴，还有我太太的退休金。

  人物周刊：您对现在翻译的稿酬，几十年都是这个水平，怎么看？

  李文俊：“自古圣贤皆寂寞”，都是这样。水平高的东西看的人就少，曲高和寡。很多人都是穷死的，我没有穷死已经不错了。政府还给我们养老金，最好过一段时间能提一提，和通货膨胀的速度拉近一点，不要越来越远就已经满意了。现在也没什么牵挂，我写的东西都在电脑里了，自己的大事记也都在那里。我死了之后，儿子打印出来一看就知道他父亲这个人了。钱嘛，存不了多少。

  人物周刊：回忆这一生，您愿意如何评价？

  李文俊：玩得还算漂亮。好比作为一个运动员，还踢出过几个好球，也就这样了。反正不能永远出风头，都要退场。

• 很简单的谈谈《战争与和平》——我所读到的和所能读到的

  作者：Alexayi 发布时间：2012-07-19 00:04:01

  花了将近三个星期断断续续读完了这部“史诗般”的巨著，也不过浅尝辄止而已。一直以来大概所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毒太深，因而很难进入托尔斯泰乍一看起来异常琐碎、微弱、大体平淡、甚至无意义的细枝末节。深入分析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两座高峰的对视远超越我智识所及范围；在此便只简单谈谈自己的感受：能读到和读完这部作品实是一件幸事。

  也许没有任何人能脱离“叙事”这个主题来谈托尔斯泰。他寥寥几笔就可以把娜塔莎眼神中凝结的生命力的热情感染到每一个罗斯托夫家庭客人的微笑和哀伤里，嵌入到安德烈和皮埃尔对人生意义的“想往”（而不是“拷问”）中，传达到读者心里，成为几代人最钟情的人物之一。托尔斯泰不需要揭露病态狰狞的面容下预示怎样的未来——譬如梅诗金轻轻的断言娜斯塔霞必丧命于罗果仁之手——他笔下的人物更不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性格和气质特征来判断其真实性与深刻性。在许多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下手的地方（例如安德烈公爵夫人遗容上那显现的“唉您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呀，”例如玛丽亚公爵小姐期待父亲早日去世，例如娜塔莎如何可以从忧伤中重新站立起来）都不是托氏试图关注的地方。但这类忽略并没有让人感到不安，这是另一种真实；这种真实由人类生活的本能，由对生活最坦白、最亲切（甚至最厌恶）的感觉，由对任何时刻在脑海里刚发芽却又立刻被身旁人的话语打断的思绪所组成。借此，玛丽亚公爵小姐同尼古拉结为夫妇，只是经由“他们默默对望了几秒钟，于是那遥远而不可能的事，顿时变得接近、可能、甚至无法避免了…”托尔斯泰并不需要叙述这种“无可避免”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它不存在内涵，而只是生活无比明澈的真理可以不言自明的东西。

  从这个层面来看，《战争与和平》涵盖的广度，正如陀老的深度一样，给人强烈震撼和疑惑。两者的轮廓和细微之处无不体现对立。我无法从诸多对立中挑出根本性的碰撞或文学原型，但我逐渐觉得他们代表人类生活无法避免的两个维度。我很愿意用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对立来释义（虽然我相信这种比较在许多方面来看是浅薄和误解的）：陀氏与贝多芬都体现了人类生存本质里的一种焦灼感，那在无尽的绝望、苦难、罪恶和深渊的恐惧里燃烧着让人时刻禀临痛感的东西；它们赋予人的生存以深沉和厚重。在这深渊里思索和挣扎所得到的幸福，便异常可贵，像光一样纯洁、动人、纯粹，宛如某种幸福的倦意，却又在深处闪烁希望的“柔和的魅力”。而莫札特——我长时间对他产生了误解——他的音乐毫无“浅薄和缺乏深度”，也并非只流于表面（这些词汇通常是理论家们对托尔斯泰说教和哲学议论的指责）；莫扎特的曲子无论快乐或是忧伤，都如天之澄明；它不需要你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和心境达到心有戚戚，不是某种将你带入深渊的必经之路；它本身代表光明里最朴实，最易于体会、却从未被如此简练表达的高尚。听莫扎特和托尔斯泰，就像是面对嬉笑人群沾满沙滩的海边，当把镜头推进到每一个个体时，人物的一颦一笑，与周围人的打闹，看似嘈杂，琐碎，不值一提，不成一体，但却凭借艺术家的刻画，与大海，与甚至招人烦扰的烈日融合在一起。读罢托尔斯泰，我会挖掘那常常受忽视的东西里有太多的变化莫测，那通常被我唾弃的、却又不断在指导人类生活（或者说生活中无法摆脱的桎锆）的联系和“锁链”其实富有重大意义。从这点上我隐约察觉，也许《战争与和平》会因为岁月的积淀而对一个人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贝多芬——他们就像深夜里的大海。那儿有远方此起彼伏的山峦和伫立的灯塔，有守夜人静坐在海边聆听深夜里的海声；一切都是幽暗的，沉睡的，甚至停滞的，但绝不死寂。没人知道、没人关注守夜者在做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获得灵魂的坦然，并且视守夜为一生崇高的意义。

  人物命运大概是任何一部小说被挖掘的主要部分。有太多值得探讨的话题：安德烈的死，玛丽亚的转变，尼古拉的成熟，皮埃尔时时刻刻的探索，娜塔莎在每一个场景的勾勒以及她嬗变下那颗需要被了解的心，彼嘉在战场上的死。把个体人物分离出来的分析是有意义的、值得的、并且已经被许多敏感、冷静的读者分析的十分透彻。相信也没有人会否认，个体的命运无法脱离一切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一切关系在十余年来的兴衰。据说托尔斯泰本人在写作之前并无法预测故事的终点和人物的结局：他在叙述的过程中通过天才的感知慢慢把几个家族的命运揭示给自己并娓娓道来，同时尽最大努力（或毫不费力的）让个体挣脱作者语言和思想的干涉而获得独立的声音（即“现实主义”的一大特点吧）。最让人感慨的，是在故事的结尾，娜塔莎、皮埃尔、尼古拉、玛丽亚，连同家里的其他人又像开头一样聚集在一起，却并非流于喧嚣、浮夸、嘈杂，而终于获得内心的平静。很难说这种心灵的平静就意味着幸福——这平静里有让人失落的哀伤和非此即彼的遗憾，有人们自由选择却仍旧出于必然的支配力量，但无论如何，这平静或许是最接近幸福的东西（从这点来看，托尔斯泰不失为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

  也许以上这些特征已经足以宣称《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然而，至此仍未涉及作品中又一个宏大的命题：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据说曾有法文版将该书的叙事部分与对历史的议论部分拆开来分别出售，乍一看没过多不妥，但仔细想来倒是破坏了理解这位巨人的途径。托在小说中夹杂哲学议论的行为，以及他论及的内容本身，自发表以来备受攻击和批判。伯林著名的“狐狸与刺猬”一说似乎很好总结了托尔斯泰史观所遭受的冷遇与评价，并且在行文背后挖掘和重塑托尔斯泰这位作者本身的思想历程和悲剧命运。伯林一文给我的最大启发，是引导作为读者的我细心勘察托尔斯泰的叙事天赋与他的历史观、他毕生追寻的意义之间存在的容易被人忽视的关系：这关系的本质，在伯林的眼里，是矛盾和两难。简单来看即所谓“欲做刺猬而不成的狐狸”：“他的天才，就在于善能体悟每一事物本身独具的特性，亦即那种使一对象独特分别于他物，但似乎难以言喻的个别性质。然而他又渴望有一普遍的解释原则，也就是说，在显然多样、彼此排斥，但构成世界内容的点滴碎片里，他渴望察出其相近之处、共同起源、单一目的或者统一性。”围绕着这个纲领，伯林展开了一系列对托尔斯泰的洞察，包括其攻击性的力量，其通过消除非真理的东西达到真理的性格，以及其俄狄浦斯式的悲剧命运。可以说，托尔斯泰的史观里存在着某个复杂的多的个体；这个体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而更是某个时代中思想碰撞所诞生的杰出产物；他本身有历史感，本身值得读者借由阅读卢梭、司汤达、狄根斯、迈斯特，借由他在现实生命中的身体力行来深深的感受。在这个时刻，我才突然发觉，其实我所看到的战争与和平，才只是门缝里的一道光。这令人感激和兴奋，因为即使门的后面仍旧一片黑暗，我也将努力走的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