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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拜倒花裙下 发布时间：2022-04-02 16:03:59

  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 作者：单宁 发布时间：2023-12-15 11:43:10

  外国人写的数字化书籍，也许翻译问题，也许业务上的隔阂，读下来，有点空对空的感觉。

• 作者：絳 发布时间：2018-08-15 02:32:32

  这次新疆之旅出发前一天拿到本书，然后带着它去了新疆，书中有些信息已变，整体有用。

• 作者：未下 发布时间：2014-10-13 11:01:07

  其实想要的更多是关于训练方面进阶训练方法的东西，这本显然都是最基本的技术了……

• 作者：allbridge 发布时间：2018-07-06 16:39:49

  终身学习，自我突破，走出舒适，面对改变，身体健康、情绪把控、思维突破、人际关系、事业工作、财富管理六堂课。1、身体健康：能量、运动、睡眠、潜能。2、情绪把控：表情、肢体、情商 、情绪。3、思维突破：神经语言程序、会讲故事、跳出盒子、敢于担当，随机应变、内观禅修。4、人际关系：直达内心、影响力六原则（互惠、稀有性、权威性、一致性、社会认同、相似性原则）、社群实验（复杂而容易失败，领袖和制度造就社群）、男性计划、与命运有约。5、事业工作：大头脑（众人）、思维心态、成功七要素（文化、战略、创新、推广、销售、法律财务、改进优化）、七种变化（竞争、技术、文化、趋势、客户、员工、自我）、个人品牌（跨平台、差异化、互动性、潜移默化）、洞察不确定的未来。6、财富管理：财富观、与时代共振、质疑了解，坚持自信。

• 作者：Demon. 发布时间：2022-10-09 21:28:34

  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

• 翻出了自己八年前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作者：beeplin 发布时间：2012-07-21 21:56:44

  http://beeplin.blog.163.com/blog/static/172544160201262192954385/

  翻出了自己八年前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那时候正是研三，作为一个刚刚开始对政治经济历史之类玩意儿感兴趣的工科生，上渠敬东老师的理论课，写了这么一个四不像的期中论文。八年过去了，看到一冰同学也在看这本书，就把这个旧文翻出来晒晒。除了最后第四部分特别幼稚空洞之外，前三部份，多少还是可以再读一下的。

  读完再感慨一下，八年啦，那种顽固的工科生味道，直到现在，怎么伪装也还是洗不掉啊。

  发信人: beep (菜Ｍ.觉悟.有情), 信区: vocp

  标 题: 《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发信站: 自由空间 (Tue Nov 16 06:17:00 2004), 站内

  《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1.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结构和内容概述

  从托克维尔为本书所写的前言来看，本书仅仅是他写作计划中的第一部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两个领域中，本书偏重于描绘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的种种形状。至于有关大革命的第二部分著作，托克维尔尚未完成就去世了。因此，在我的感觉里，前言开篇第一句话："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其实是不太准确的。应该说，本书是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的研究。全书中，只有篇幅极小的第一编在直接谈论大革命本身，其余的篇幅都是在谈论旧制度。甚至那些直接谈论大革命的简短的部分，目的也是为了引出对旧制度的讨论。而这旧制度，根据托克维尔的观点，对大革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不仅构成了大革命得以发生的社会基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非常精确的预示了这场大革命的具体特质，故而谈论旧制度，仿佛也就是在谈论大革命本身了。

  全书的结构很清晰。在前言中，作者介绍了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史料文献的调查；声明了本书的目标--解释历史，警醒后人；概述了作者本人的基本判断--有关平等和自由的基本命题。最后，作者强烈的表达了自己的倾向性：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专制的憎恨。

  第一编直接谈论大革命本身。作者通过列举事实，简明扼要的指出，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反宗教的、无政府主义的。究其本质，大革命是一场运用普遍平等思想去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政治革命。尽管在某一段时间内，大革命的确沉重打击了基督教会和政府权力，但它们并不是大革命真正要革除的目标。大革命真正的敌人，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在欧洲普遍建立的封建制度；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基督教和政府权力在本质上与封建制度没有关系，只不过在旧制度下它们都浸染了等级制度的成分。在等级制度被大革命摧毁之后不久，教会和集权政府都得到了恢复，甚至得到了加强。大革命只是临时使用了反教会和无政府主义这两种工具而已，而它最有力的武器则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教义一般的普遍思想，即有关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学说。

  得到这个描述性的结论后，作者开始追问：既然有关平等的这些学说其实早已存在，那这场大革命为什么只在18世纪的法国爆发呢？作者的解释是："要想使这种学说产生革命，人们的地位、习俗、风尚必须已经发生某些变化，为学说的深入人心作好精神准备"。那么，具体说来，18世纪的法国到底发生了怎样的"风尚"变化，这些风尚变化通过怎样的机制孕育了这场大革命？第二编和第三编即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编和第三编是全书的主体，讲述大革命在旧制度中孕育的机制。总的来说，在导致大革命的众多原因中，第二编偏重于描述那些较为基础的原因，或者说客观性、制度性的原因；而第三编则偏重于刻画那些比较近的原因，那些直接作用于人心和生活细节中的、属于民情、风尚层面的原因。

  在第二编中，作者寻找着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制度性原因，他的答案是：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并不是在大革命的时候才开始崩溃的，它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了。

  在第二编的前五章里，他详细的描述了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的真实权力结构。第一章指出了贵族权力的衰落：在大革命之前很久，贵族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已经放弃了治理国家的政治权力，只保留了经济上的特权。第二章描绘了国王的新行政体系：至少在财政区省，贵族、议会的政治权力已经被国王的行政权力所取代，国王的行政系统由御前会议、总监、各省的总督、各县的总督助理组成。税收、征兵、公共工程、治安、社会救济，甚至部分立法和司法，都由这一行政系统所控制。第三章描写地方自治权的丧失：国王的卖官行为使得城市政府混乱不堪，城市全民大会失去了全民代表性，农村领主也不再进行治理。几乎所有的事务都听命于国王的行政机构，传统封建制度下的地方自治权受到极大的侵蚀。。第四章叙述法律是如何丧失独立性的：中央政府通过特别法庭、调案等手段侵蚀着法庭的司法权，通过官员保证制庇护着自己的官员，使法律屈从于政府的"实用目的"。最后，第五章指出：中央政府的这个夺权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它并不是出于王权的阴谋，只是出于政府独揽大权的本能，也出于人民的某种自然倾向。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1800年君主制度的重新恢复。总之，作为大革命成果之一的中央集权制，其实并不是大革命的发明，在旧制度里，它早已占据了优势地位，大革命只是使它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而已。

  第二编接下来的几章描述了这种中央集权制在旧制度下带来的种种后果。第六章形象的描绘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如何塑造了社会风尚：政府方面，官僚机构效率低下，想控制一切却又力不从心，统治混乱，把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作为儿戏；人民方面，则丧失了法律观念，养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依赖习惯，认为英明的大政府是一切希望之所在。第七章论述了由于中央集权制，首都巴黎成为全国的精华汇集地和绝对中心，外省成为巴黎附庸。巴黎成了全国的主人，所以日后巴黎发生的混乱也就注定了全国性的混乱。第八、九、十二章具体描绘了中央集权制下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贵族日益贫困，资产者日益富有，两者在财富、知识、思想、习惯方面越来越相似；另一方面，由于最重要的因素--权力的差异，尤其是免税特权的差异，使得贵族和资产者之间的界限始终分明，而且他们日益成为敌人。此外，资产者几乎全部住在城市，他们酷爱官职，这些官职也给他们带来某些特权，从而把他们与城市平民、农民也分隔开来。城市资产阶级内部也分裂为无数小团体，只图私利，毫无公共精神。最悲惨的是农民，他们被贵族和资产阶级抛弃，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兵役、劳役，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总之，社会各阶级的相互隔绝，处于稍有触动就会分崩离析的危险状态。

  第二编第十章尝试对中央集权制所带来的这种种弊病给出来源上的解释。中央集权制是最初是怎么来的？政治自由和地方自治是怎么被破坏的？托克维尔仿佛把这归因于某些历史偶然因素。他认为，由于14、15世纪的某些不称职的君主和失败的对外战争，国家处于混乱，趁此国民疲惫羸弱的机会，国王违反了"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原则，开始任意对国民征税。由于贵族势力较大，国王为了避免直接和贵族对抗，就把新税主要以军役税的形式加到第三等级的头上，这就加剧了等级之间的不平等。国王对金钱的欲望在膨胀，于是制造出种种壁垒来获得财源。这些壁垒，比如封地获取税、工业行会垄断，更加深化了社会各集团之间的隔阂。国王为了捞钱，不断的失信于债权人和受封贵族，并且经常将借自地方团体的钱滥用。为了应付临时性的财政危机，国王不断出台各种有害的临时措施，而这些措施竟然变成了制度，一直保留下来。国王甚至卖官以捞钱，而卖官一方面使第三等级陷入某种"官本位"的漩涡，毁掉了人民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毁掉了整个政府机构的有效性。最后，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些贪欲，国王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自由，限制三级会议，而这又进一步导致各阶级之间的分离和不团结。当各阶级之间陷入不团结的争吵时，地方自治变得更加困难，这就给中央集权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总之，这是一个循环的、正反馈的、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

  第二编第十一章则展示了充分的"辩证"特征：作者在这里试图说明，虽然有着前述种种状况，但王权专制的优势并不是如此的绝对。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根据1789年三级会议陈情表的记录来看，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独立的精神，或者，至少是自由的欲望。尽管这些对自由的欲望仅仅出于对自我特权的保护，始终局限于阶级范围之内，而不是作者心中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适用于全体人民的普遍自由精神，但这至少是节制王权的重要因素，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再"辩证"一次，作者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

  相比于结构完整的第二编，第三编显得稍微散乱，它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一些较为"表层"的现象。也许在组织材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这些内容是不太容易纳入上面有关中央集权制的大框架里的，所以放在第三编里另说。

  在第三编第一章里，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之前，持有政治理想主义观点的作家掌握了法国的社会舆论。他同时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和后果。他依然将之归因于政治自由的缺乏：这种自由的缺乏，一方面导致人民境况极差，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使知识分子丧失了社会改良的信心，从而倾心于"推倒重来"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也导致公共政治生活的缺位，无论知识分子，还是人民，或者贵族，都缺乏政治治理的经验，看不出这种理想主义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上的危害，于是没头脑的信奉之，跟随之，宣传之；甚至连国王的执政者本身都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依然放纵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其结果是，作家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张渗透了全民族的精神，从而导致了后来大革命那些可怕的理想主义特征。

  第三编第二章解释为什么反宗教成为普遍的情绪。还是因为缺乏公共政治生活的经验，法国人认识不到宗教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相反，由于作家在舆论中占有了主导地位，他们的理想主义政治原则和教会的宗教原则正好是抵触的，而教会正好又是整个旧制度中最为薄弱的部分，所以宗教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第三编第三章论述了法国人对平等的执着和对自由的模糊态度。法国的经济学派传统上就强调平等，认为"好的中央集权"是医治社会的良方，而不尚自由。大革命期间，人们曾一度热爱自由，但这种热爱是功利性的，当人们发现建立自由政府是一个过于艰难的过程之后，便放弃了对自由的追求，心甘情愿的回到人人平等的专制统治下面来。对此，托克维尔表达了强烈的遗憾，并对他心中那种真正的、发自心灵的、毫无功利目的的自由给予了高调的赞扬。

  第三编第四至七章描述了四个看起来矛盾的事实，这些事实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近因：

  路易十六时代的政府更加热心于公益事业，减缓了税收的不平等，甚至花费巨款来从事社会救济，这些措施的确促进了公共繁荣，但这种社会境况的好转反而使得整个社会更加危险，因为它激发了人们发财的欲望，但政府了另一些弱点--如财政问题--却又妨碍了人们致富的步伐，这使得人们对政府更加仇恨；

  18世纪的一些显贵们衷心的同情农民，为农民大声呼号，但由于他们本质上对农民力量的蔑视，由于他们言论的不谨慎，他们的呼号不仅没有为农民争得福利，反而刺激了群情，点燃了农民心中的怒火；

  在大革命过程中，人民推翻旧制度时所使用的种种手段，恰恰是旧政府自己教给他们的，这些手段包括对制度、传统、产权和个人意愿的不尊重、草率不公的刑事诉讼等；

  1787年，路易十六推行一系列重大的司法、行政体制的改革，其初衷是顺应民意要求，改善社会状况，但实际上却太匆忙和草率了，反而破坏了制度与人民之间在传统上最生动的互动习俗，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最细节的平衡被扰乱，结果导致更大动荡的出现。

  最后，在第三编第八章，作者对前述各章节的观点进行了汇总，指出法国大革命正是从这旧制度中的一点一滴中产生的，并再一次分析了平等和自由这两种价值观在大革命中的不同命运。

  2. 试论《旧制度与大革命》所体现的政治思想

  托克维尔在政治理念上的倾向性在这本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衷心的热爱着政治自由和地方自治的治理模式，这从他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不遗余力的褒奖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他关于三级会议省朗格多克治理状况的描述（商务印书馆92年版附录一）中，或者在他的旧作《论美国的民主》中，这种对自由的热爱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他看来，英国、美国，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朗格多克，都是既有平等、又有自由的社会。他评价朗格多克的地方自治制度说："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

  而对于旧制度，托克维尔认为，它既保留了不平等的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又增加了王权专制的不自由因素，因此是一种弊端丛生的坏制度。他在全书各处不止一次的对这种制度的弊病痛心疾首。他这样评论已经变质的封建等级制度："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对国王的中央集权制度，他更不留情面，这里仅举一例："国王窃取权力任意征收捐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

  在大革命后产生的专制帝国里，人们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平等，但也较为彻底的丧失了自由，这也是不合托克维尔理念的。他把1789年革命初期人们那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描述得无比伟大和神圣："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与之相对的是，当人们放弃了自由，重回专制君主怀抱的时候，他又非常遗憾的说法国人"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奴仆"。他甚至断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并进而认为，这场大革命实际上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倒退："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根据他在书中的措辞判断，他对自由的热爱远远超过对平等的热爱。

  那么，对于未经王权专制污染的传统封建制度，对欧洲传统的贵族政治，托克维尔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在这方面他的态度仿佛非常暧昧。一方面，他曾列举了1788年时德意志大多数邦国农民生活的惨状，把这些地方说成"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以此看来，他仿佛是反对这一极不平等的制度的。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书中更多的地方，托克维尔反复赞扬传统封建制度下的自由传统，，赞扬贵族阶级的高尚精神，对后来贵族阶级的失势表示了极大的惋惜。他说，"在封建时代……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但是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

  托克维尔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大革命打倒了贵族，才切断了法兰西民族的自由根基。他说："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

  在阅读这些词句的时候，我猜想，无论如何，托克维尔本人也许并没有完全超越他的贵族出身。他对抽象自由持有坚定的、异乎寻常的热爱，对社会平等却抱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模糊态度。他最欣赏的当然是自由和平等两全其美的制度，但是，倘若在全民平等却毫无自由的帝国专制制度和极度不平等但存在贵族自由的封建制度之间选择的话，也许他更喜欢后者。毕竟，他在描绘贵族的传统美德时动用了那么多浪漫华丽的词汇，而这些丰富的感情却从未应用到消除了等级差异的平等社会的身上。

  托克维尔在书中还不止一次的描述了贵族政治瓦解之前地方自治带来的美妙效果，以及各阶级之间通力合作的美妙关系："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级会议，定会看到……资产者与贵族那时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互相仇恨。""在最初和在长时期内，农村的阶级……与贵族接近、……与贵族混合以处理同样的事务。""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却占据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其他阶级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视资产阶级。……贵族和第三等级当时……共同管理事务，共同进行抵抗。"

  当然，托克维尔的这些话并不是在正面论述封建社会的美妙。他的本意是拿贵族政治全盛时期和贵族政治衰落后的情形作对比，以彰显后者的不堪。但每当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怀疑的感觉：他毕竟表露出了某些倾向性。欧洲封建社会真的这么美妙吗？各阶级之间真的这么通力合作吗？地方自治真的这么卓有成效吗？然后，我看到这一句话："领主法庭为农村小所有者所作的事情，省三级会议与更晚些的全国三级会议也为城市资产者作了。"引起我注意的是，在这里，领主法庭和三级会议服务的对象是"农村小所有者"和"城市资产者"，也就是说，没有所谓"无产者"的位置。

  这个小小的"发现"触动了我的某根敏感的神经。再次读第二遍书的时候，我注意到，托克维尔的用词习惯中，仿佛总是把"人们"和"人民"分开来，"人们"常常指代当政者、特权者，有时也包括资产者，而"人民"则指代劳苦大众。甚至有一句话："所有阶级都可能与人民分离"，仿佛托克维尔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把人民也算作一个阶级。尽管妄自揣度前人是需要谨慎的，但我还是隐约感到，虽然托克维尔曾经批评过当权者对人民的轻视，并指出这种轻视的确激怒了人民，但在无意之中，他自己也流露出相同的倾向。当然，对于一个出身贵族、一生混迹于政坛的知识分子，要求他对待人民也抱有与对待贵族一样的尊重，这未免也太苛刻了。何况，托克维尔自己也承认："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

  说到民主，顺便提一点疑问。初读的时候，托克维尔对"民主"这个词的使用总让我感到疑惑。有时，他似乎把"民主"和"平等"等同起来，作为"等级特权"的对立面。在他看来，"民主"和"专制"似乎并不矛盾，一个民主的社会同时也可以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从我今天的理解看来，这种对"民主"的理解岂不是很奇怪？"民主"只是意味着平等、无特权吗？难道它不包括对专制权力的反对吗？是这个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内涵发生了变化吗？或者，仅仅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2012年beep注：嘿嘿嘿~~~）

  3. 试论《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运用的研究方法

  在前言中，作者开篇明义的宣称："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我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研究"？"研究"比"历史"多了些什么？

  虽然中文版序言把托克维尔称作"历史学家"，但仿佛托克维尔本人并不这么认为。根据导言中引述的他本人的信件，他认为"我要指出史实，要遵循史实的线索，但我主要的是不是讲述事实"，"我最擅长的，是评价史实，而不是叙述事实"。他的目标是"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不必去写帝国的历史，而需设法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在前言中他也说道："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

  可见，托克维尔的研究目标并不仅仅是历史学意义上的考证史料，并不仅仅是提出有关史实的观点。他还想探讨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这就是他自己所谓的"历史哲学"。那么，问题是，在历史学研究和历史哲学研究这两方面，托克维尔做得如何呢？

  当然，知识是不断演进的，如果以现代的知识水平来看，一百多年前的著作必然有着诸多的缺陷。比如，在中文版序言里已经提到，"书中的某些论点--对旧制度下王权作用的评价、贵族的无权地位、农民的贫困化等--已被推翻或修正"。如果认为这些有关史实的批判是正确的，那么，托克维尔以这些史实为依据所推出的所有结论，其基础就都是不可靠的。又如，在解释为什么英法两国的政治制度走向不同风格的时候，他仿佛归因于某些偶然事件，比如国王的能力、战争的胜负，等等，这当然是答案的一部分，但我想，这不应该是答案的全部，不应该是终极的答案--当然，是否存在终极的答案，这也是一个问题。再如，他提出一个规律：革命往往在一个坏政府开始改良的时候发生。他所论述的道理是比较充分的，但这个过于简单的规律无法解释彼得大帝、明治天皇改革何以成功。再如，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在运用史料的时候，他通常不给出史料的出处，这就妨碍了其他历史学家对他的著作的可靠性进行的审查。在史料缺乏的时候，他甚至经常使用"据说""可能"这样的论据，这在现代的学术规范看来也是不能容忍的。最后，本文前面曾提到他的阶级倾向性，这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但是，姑且认为以上这些都属于托克维尔的"时代局限性"吧，因为这都是一些难以苛责的东西。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认为，除去这些"时代局限性"之外，托克维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几乎已经无可挑剔；但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在探讨历史规律的时候，他的著作里还是有着一些本可以避免的问题。这就是：他为了论证自己的某个观点，往往会把某些史实做片面化的引用。

  怎样得知作者对史料的引用是否存在片面化的呢？其实很简单，如果对于同样的历史事实，在论述不同观点的时候，作者有了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说法，那么就可以断言作者对史料进行了片面的裁剪。

  比如，在为了谴责今天的中央集权制而作今昔对比的时候，作者谈到传统的农村教区制度："很多迹象表明，在中世纪，每座村庄的居民都曾组成有别于领主的集体。领主利用、监督和统治这种集体；但是它共同占有某些财产，其产权是属于它自己的；它选举自己的首领，通过民主方式自行管理。"这是否意味着封建制度下，有时候平民也拥有着不平等之中的自由、哪怕是部分的自由呢？封建制度下的贵族和教士享受着很多自由，这是肯定的；但平民真的也享受着这种"部分自由"吗？这种现象是否普遍？是不是作者为了反对中央集权而有所美化呢？因为在著作的另一部分，作法德对比以表现法国的"进步"的时候，作者曾生动的描绘了在封建制度下农民的不自由，这两者之间便构成了矛盾。这个矛盾并不是作者不知道的，他只是为了自己论述的方便，有意无意的选取了对他当下论点有利的方面，而放弃了做全面分析的努力。

  再如，在论述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相分离的时候，托克维尔强调了"特权"的作用：贵族享有免税特权，这个特权制造了贵族与资产者之间的鸿沟。但是，在稍后论述资产者与人民相分离的时候，他照样强调"特权"的作用："有几千种官职可以使资产者免去全部或部分公共负担：此人免去自卫队的负担，另一人免去劳役的负担，另一人免去军役税的负担。当时有篇文章写道，除了贵族与教士之外，哪个教区内没有几位居民靠着职位或委任而享有某种免税权呢？……我丝毫也不怀疑，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与贵族中的免税者人数一样多，而且常常比贵族还多。"为了不同的论述目的，在如此相近的篇幅中竟然出现如此矛盾的论据，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在其他地方所使用的史料是否也一样是片面的。这对著作的说服力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再举一个并不那么严重的例子。作者曾经说过，在14世纪三级会议中，贵族和资产者曾经有过良好的合作："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却占据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其他阶级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视资产阶级。"而在另一个地方，作者却斩钉截铁的断定，捐税的不平等必定会毁掉阶级之间的合作："公共事务几乎没有一项不是产生于捐税，或导致捐税，因此，自从这两个阶级不再平等地缴纳捐税之后，他们便几乎再没有任何理由在一起商议问题，再没有任何原因使他们感受共同的需要和感情；用不着费事去将他们分开：人们已用某种方式，剥夺了他们共同行动的机会与愿望。"那么，我不禁要问，难道在14世纪，贵族和资产者之间就不存在捐税上的不平等吗？这里岂不是又是自相矛盾的吗？当然，其中的奥妙我们是知道的："捐税不平等"的说法只是相对的。在14世纪，虽然贵族免交军役税，但军役税在那时候是很少的，因此税收的不平等并不突出。只是到了18世纪，军役税变得非常沉重，纳税的不平等才凸现了阶级的不平等。虽然读者有能力做出这样的推断性理解，但这种论述上的不严谨对于一本学术著作来说终究是不好的。作者在表达某些观点的时候，论述方式太文学化、或者，太绝对化了，而这些观点往往并不是无可置疑的。

  托克维尔偶尔还会出现武断推论的毛病。例如这一段话："最令人奇怪的事情是，所有这些彼此隔离的人，却变得如此相似，只要变换一下他们的位置，便无法再认出他们。而且，谁要是探究他们的思想，谁就会发现，把如此相同的人隔离开来的那些小障碍物，在他们本人看来也不符合公共利益，不符合常理，而且从理论上说，他们已经向往统一。他们每一个人坚持各自的特殊地位，只是因为其他人因其地位而搞特殊化；但是，只要任何人都不享受特殊，都不超出共同水平，他们是愿意融合为一个整体的。"读者会问，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作者可以考证和描述事实，但前人的想法和意愿难道是可以如此轻易而绝对的推断的吗？史料只能证明人的行为，不能证明人的心理活动，他怎么知道别人是"愿意融合为一个整体"的呢？替别人阐述心理，这不应该是严肃的历史学家所做的事情。

  还有一些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强行提出的模棱两可的论据，如："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级会议，定会看到完全相反的情景：资产者与贵族那时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互相仇恨；但是他们仿佛仍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在这句话里面，"但是他们仿佛仍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这个"仿佛"是怎么来的？根据什么得到了这个结论？我们当然可以猜测、甚至几乎可以确定这后面所隐含的意思，但这种模糊的表述方式让人很不舒服。我想，这可能是作者为了证明"人们正在相似化"这个定理，而勉强提出"人们原本并不相似化"这个引理，以便为人们的"相似化"制造一个前提空间；但作者却没有想到要去花一点笔墨去证明这个引理。

  以上只是一个理工科背景的读者使用逻辑工具去考察原著中的一些细微的小缺陷而已。虽然这些问题实际上属于吹毛求疵，无伤大雅，但我还是认为，历史哲学、或者说得现代一点，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究其本性，还是需要严格的逻辑和方法论作为支撑的。不过，无论如何，总的来说托克维尔的研究方法是令人满意的。他不仅仅运用了历史学家最拿手的史料方法，还运用了国别比较、语言学比较等方法，再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4. 《旧制度与大革命》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有人说，中国和法国在传统上是极为相似的两个国家。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也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书中所谈及的种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物。因此，该书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托克维尔抱怨短暂的王权专制统治给法国社会风尚带来的创伤，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一直持续了两千年，它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在性质上与托克维尔所提出的问题类似。托克维尔对充满暴力的大革命没有好感，认为它反而加剧了专制制度。他说："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这就让我想起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不管立场如何，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也都是一样的。

  托克维尔的一大主张是反对超越社会风尚现实去谈论社会的改造。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谈到人民对法律的尊敬问题时，他认为，法国人法律观念的淡薄应该归咎于旧制度对风尚的塑造："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概念应在他们头脑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个恳请者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其态度之坚决和威严就像要求人们遵行法规一样，的确，只有当他们想拒绝法规时才会以法规来反法规。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而今天，人们在谈论中国的法治化，托克维尔的观点也许能够给我们以警示：在法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风尚，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促进风尚的改变呢？

  托克维尔说，中央集权制导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过度依赖："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虽然不同，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里它的力量。"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发展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某些具体的政策问题（比如对郎咸平观点的分析和批判），都是有益的。

  另外，我感觉，中国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与当年法国的贵族等级制度有一点类似之处。这两者都是不平等的制度，都是出身论。从前，人们根据某些需要制定了它们，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在今天，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进城的农民工看来，户口这个东西，正如从前法国农民眼中的贵族特权一样，将会变得毫无必要而且罪恶万分。托克维尔还描述了中央集权国家首都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凋敝："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们也疏远了。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对应中国三农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惊人的相像。

  最后，在结束这篇书评之前，谈一点对"保守主义"的感想。读完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我在想，托克维尔本人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解释历史，他真的期望这本书能给人们带来警惕吗？作为一位"保守主义"的学者，他怎么看待一部书能在人们心中引起的改变？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原先关于"保守主义"的看法是不准确的。说托克维尔是保守主义学者，这只是说他并不像他在书中描述的哪些18世纪的作家一样，号召人们去用激进的手段追求某个理想主义的东西；这并不意味者他主张现实坚固不可改变。保守主义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向人们强调，在决定社会的发展方面，"风尚"比"制度"更加基础，更加有力，所以，要想革新一个有疾病的社会，从"风尚"入手，要比从"革命"入手要更好些。而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就是希望能够为法国"风尚"的改变贡献一点作用吧。

  2004年11月15日于清华园

• 《一万小时定律：专业主义改变一切》读书笔记

  作者：自由民 发布时间：2016-03-18 20:3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