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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 作者：善身济天下 发布时间：2011-01-20 19:59:00

  一部辛酸史：弱国无外交。

• 作者：子恒 发布时间：2010-06-21 12:37:31

  传统的历史小说路子，翻翻罢了。

• 作者：羡鱼 发布时间：2022-10-14 10:56:21

  (●_●)

• 作者：gengrenjie 发布时间：2015-09-20 13:28:01

  数字出版更需要编辑工作。

• 作者：我才是金泰妍 发布时间：2023-05-11 11:00:23

  对于做研究来说还是挺有参考价值的，但实用性似乎不大，也许将来有了点心得之后再看会又不一样了。

• 作者：開開 发布时间：2022-04-08 16:13:43

  更像是史记的深入分析教科书，图书馆随手拿来的一本传记，本想为细看史记做个铺垫，没成想断断续续一个月才咬牙看完，学术感太强了，不适合闲看。

• 卑劣的费希特黑格尔尼采

  作者：百斤大老鼠 发布时间：2022-09-13 12:24:02

  人类和动物，在感情方面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人类的某些欲望是根本无止境的，不能得到完全满足。蟒蛇吃了就睡，直到食欲再起。动物的活动由生存和生殖的基本需要引起，这一点很少例外。但人不一样，有了生活保证的人并不因此停止活动。某人的妻子相信丈夫的事业很成功，自己养尊处优，可是她还希望比另一个人的妻子更漂亮，想象中的胜利是无穷尽的，如果它被认为是可能的，人们就会做出努力。在权力与荣誉都很微小的人看来，只要再多一点荣誉就可以满足了，但这一点上他们错了，因为这些欲望是无限的，无厌的，只有在上帝的无限中才能休止。

  这些欲望中最主要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但是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途径，对公共活动家更是如此。传统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上的利己主义是人类的基本冬季。但他们错了。当追求商品的欲望离开了权力和荣誉的时候，这种欲望就非常有限，只需要适当的财富就能完全满足。陈列着绘画大师作品的私人画廊价值千金，其中的商品之所以被人追求，是为了权力和荣誉，而不是为了使人感到舒适。人们可以为财富动用权力，也可以为权力付出财富，两种情况下动机都不是经济上的动机。

  权力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就像物理学的能量。权力的形态包括：财富、暴力、机关，媒体。孤立研究某一种形态的权力，只能获得局部的成功，在其他方面具有缺陷。不应孤立看待它们。

  在个人或组织所享有的权力程度上，各社会不同。就何种组织权力最大这一点，各社会不同：军事专制国家、神权国家、财阀统治的国家很不相同。

  权力欲是人类最强的动机之一，但表现在各人身上的程度不一致，而且被其他动机限制，例如爱好安逸、享乐和表扬。在比较怯懦的人中，对权力的爱好伪装为对领袖服从的动力，这就扩大了大胆之徒发展权力的余地。当人们追随领袖时，是依赖领袖控制的集团来获得权力，他们感到领袖的胜利也是他们自身的胜利。多数人觉得自己没能力把集团导向胜利，于是就像获得一个智勇兼备的首脑。也因此，权力分配不均才能为人们忍受，这种不均是组织工作造成的，随着社会的组织化，这些现象只会越来越多。

  权力分配不均现象即是现实需要，也有心理基础。大多数集体事业都需要指挥和分工。有的人性格促使他们发号施令，另一些人的性格总是服从。在两个极端之间是广大普通人，有时发号施令，有时服从。阿德勒在《理解人性》中，分辨温顺和专横的人性，他说“屈从的人按照别人订立的规则和法律生活，这种人几乎不由自主想要卑屈的地位。”他又说，相反一类专横的人总是问：“我怎样才能比其他任何人更优越？”每逢需要一个领导者的时候，这种人就出现了。阿德勒认为这两类在极端情况下都是要不得的；他认为这两者都是教育的结果：“命令式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对儿童起了权力失范作用，而且向他们显示了各种与享有权力有关的快乐。”这种教育同时产生专横类型和奴隶类型的人，因为它使人感到，合作双方之间唯一的关系就是一个人发号施令而另一个人服从。

  使人服从的动力和使人发号施令的动力，真实存在，根源于恐惧。在危急关头，例如火灾的时候，最顽劣的儿童也会服从有能力成年人的命令。大战爆发时，潘克赫斯特派与劳合乔治达成了和解。在任何有深刻危机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迫切希望找出一个权威人士而向他服从。 宗教团体的部分目的，也是缓和人性深处的微妙恐惧。在服从神意时，人们怀有一种久远的安全感，这使许多不能为任何人屈服的帝王屈服于宗教之下。

  法国的革命军曾把自己看成是欧洲的解放者,并被意大利人和德意志西部许多人看成是解放者,但拿破仑只不过做了一些看来有助于自己前程的解放行动而已。这种人往往也不以大公无私的目的为借口。亚历山大也许曾着手对东方进行希腊化的工作,但他手下的马其顿人是否对他远征的这一方向颇感兴趣,却令人怀疑。在古罗马共和时代的最后百年中,罗马将军们主要是想得到金钱,同时也是靠分配土地和财物来取得士兵的效忠的。塞西尔。罗兹自称对不列颠帝国抱有不可思议的信念,可是这种信念却为他的公司产生了巨额股息;他雇来征服马塔贝莱兰②的骑兵,也是赤裸裸地用金钱的诱惑招募来的。有组织的贪婪,很少伪装或没有伪装,在世界上的历次战争中都曾发生过很大的作用。

  领袖的地位是相对的。恺撒能使安东尼服从，但别人就做不到。大多数人总觉得政治是难搞的，自己最好是追随一个领袖一他们出于本能并不自觉地有这样的感觉,好像狗对主人一样。假如不是这样的情况,集体的政治行动简直是不可能的了。因此,热爱权力,作为一种动机来说,是受怯懦性的限制的,而怯懦性也限制着一个人的自我指导的欲望。既然有权力的人所能16 实现的欲望多于没有权力的人,既然权力能获得别人的尊敬,那么,一个人除非受怯懦性的限制,自然希望有权力了。担负责任的习惯可以减少这种怯懦,因此各种责任感都有助于增强权力欲。在无政府状态之后,势所必然的第一步是专制主义,因为统治与服从这两种天生的机能很容易使它出现。这一点在家庭、国家以及商业方面,都有例可证。平等合作远比专制难以实行,远不及专制符合人的本能。当人们试图平等合作的时候，自然各人都要力争取得全面的优势,因为这时服从的动力是不发生作用的。

  没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通过讨论进行管理是行不通的。要做到通过讨论来进行管理,就需要足够的团结精神;而足够的团结精神在一个家族 例如富格尔家族或罗特希尔德家族中,在一个小的宗教团体 例如贵格会③中,在一个野蛮的部落中,在一个发生战事或眼看要发生战事的国家中,都不是很难产生的。但外来的压力也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同一团体的成员因为害怕一个个被绞死而团结起来。

  在怯懦的人当中，组织性之所以能增强，不仅由于对领袖的服从心理，而且由于身处人人感受一致的人群中，就会产生安全感。集体的兴奋是美妙的状态，身处其中使人忘我：残暴的屠杀和英勇的殉道更可能发生。这种陶醉和别种陶醉一样，一旦感受乐趣就难以抗拒，最后总会对它冷淡厌倦，如果要恢复之前的激情，就需要更强的刺激。

  从前,人们把自身卖给魔鬼以求得魔力。今天,他们从科学方面获得这些力量,并且觉得自己也不得不成为魔鬼了。除非能制服权力,使它不是为某一伙狂热的暴君服务,而是为全人类服务，不分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也不分法西斯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否则世界就没有希望;因为科学已经造成人类不是全体生存就是全体死亡这种不可避免的局面。

  权力对个人影响的方式：

  1肉体强制（暴力）。2赏罚诱导（经济）。3宣传鼓动（信息）。

  法律有肉体强制的内容，但它不能使某行动不发生，它只是用赏罚诱导当事人。所以当法律不得人心，法律就失去了力量。法律依赖社会舆论和人心的程度超过其依赖警察的程度。

  按心理区分三种权力：

  传统的（尊敬）、革命的（尊敬）和强暴的权力（恐惧）

  之间的区别是心理上的区别。我并不是仅仅因为权力具有古老的形态才称之为传统的权力;它还必须取得群众的尊敬,而这种尊敬部分是由习惯产生的。当尊敬衰落下去的时候,传统的权力就逐渐向暴力过渡了。这个过程在俄国表现为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直到1917年革命胜利为止。凡是依靠人数众多的一群人(团结在一种新教义、新政纲或新思想感情如基督教新教、共产主义或民族独立愿望之下的一群人)支持的权力,我称之为革命的权力。凡是仅仅产生于个人或团体热爱权力的冲动、从国民那里赢得的只是出于畏惧的服从而不是积极合作的权力,我称之为暴力。由此可以看出,权力的强暴性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

  如果权力是靠学问或智慧(不管是真的还是被信以为真的学问或智慧)得来的,那就有另一种大不相同的人物居于显著的地位。这种形态的权力有两个最突出的例子,即传统的中国和天主教会。在现代世界,这种权力形态已不像过去大部分时代那样多;在英国,除教会而外简直没有了。说来奇怪,在最野蛮的社会里，靠所谓学问来取得的权力反而最大,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减小。我所指的“学问”,当然包括号称为学问的东西在内,诸如术士和巫医的学问。需要用二十年的学习工夫才能取得除达赖喇嘛以外一切高级僧官必须取得的拉萨大学的博士学位。欧洲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

  那时教皇西尔威斯特二世被认为是一个术士,因为他读了书,因此能使人产生玄奥的恐怖,

  从而增强教会的权力。就我们所知,知识分子是僧侣在精神上的继承者;但由于教育的传播,他们的权力被夺去了。

  知识分子的权力是靠迷信(对传统的咒语或圣书的崇敬)维持的。

  在讲英语的国家中,这种迷信仍有一些残迹遗存,例如从英国人对加冕典礼的态度以及美国人对宪法的尊敬,就可以看出;因此,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至今仍享有属于学者的某些传统的权力。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样的奇事,即在今天虽然知识对文明所起的作用大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但掌握新知识的人所拥有的权力却未有相应的增长。尽管电气技师和话务员做了许多使我们感到舒适(或烦恼)的奇事,我们并不把他们看作巫医术士,也不会设想,如果我们触犯了他们,他们能够召来雷霆暴雨。

  其原因就在于:科学知识尽管是艰难的,却不是神秘的,凡是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的人都可以掌握科学。

  因此,近代的知识分子并不引起人们的畏惧,而始终不过是雇员而已。其实,从前人们对有学问的人表示尊敬,绝不是由于后者具有真才实学,而是

  由于人们认为他们具有魔力

  。科学使人对自然界的进程能有一些真正的了解,因而打破了人们对巫术的信仰,也就打破了他们对有学问的人的尊敬。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尽管科学家是区别今昔时代的当今时代特征的根本成因,并通过他们的发现和发明,对世事的进程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作为个人来说,他们在智慧方面所能享受的荣誉,不像印度的裸体托钵僧或美拉尼西亚①的巫医所享受的那么大。【黑格尔就是魔力，它的用词让人相信他具有魔力，可以体察没有思维者的思维，体察宇宙最“高”对象】

  民主国家政客的成功条件随着时代特征而变。动荡时期特别需要演说家。列宁、

  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崛起实在有赖于民主政治。

  在世袭制被废除之后,幕后操纵、阴谋诡计和哗众取宠就成为最重要的手段了。在个人的权力方面,还有一种形态我们尚未论及,那就是幕后的权力一谄媚者、阴谋家、间谍、幕后操纵者的权力。在每一个大组织里,固然秉政的人有相当大的权力,但也有一些次要的人物(男子或女人)通过私人来对领袖发生影响。幕后操纵者和政党的首领属于同一类型,尽管他们采用的手段有所不同。他们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的朋友安置在重要的职位上,因而迟早可以操纵这个组织。在非世袭的独裁政体下,当独裁者去世时,这种人也许希望继承他的事业,但一般说来,他们是不愿走上前台的。他们爱权力甚于荣誉;他们在社交上往往是胆怯的。即便是在最现代化的政体下,他们在一般人认为高深莫测的部门里,也必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在我们这个时代,此类部门以金融和外交部门最为重要。在德皇威廉二世时代,霍尔斯泰因男爵 德国外交部的永久性首脑 就有极大的权力,虽然他并不出头露面。现今英国外交部永久性官员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我们还不能知道;我们的后代将来也许会知道这方面的必要文件。幕后操权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其他一切掌权者的条件迥然不同,而且这些条件通常是(虽然不尽是)要不得的条件。因此,如果一种制度有利于谄佞之徒或幕后操纵者获取大权,那么,一般说来,这种制度就不可能促进公众的幸福。

  P49描述了德尔法神谕被政治贿赂操纵。对德尔法神谕的操纵仍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以致引起一场激烈的战争。这场战争因与宗教有关,所以称为“神圣”战争。不过人们公然认出神谕易为政治操纵,这种认识势必推动自由思想的传播,而自由思想的传播到最后就使罗马人能:”” 夺去希腊神殿大部分财物和全部权势而不致受到破坏神物的谴责。大多数宗教机构的命运是,它们迟早要被大胆之徒用来实现世俗的目的,从而失去它们的权力所依赖的群众的敬仰。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世界里,这种事情的发生比较平顺,所引起的骚乱要比其他任何地方要少,因为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宗教从来不曾有过像在亚洲、非洲以及中世纪欧洲那样的实力。在这方面唯一和古希腊罗马类似的国家就是中国。

  在历史上已知的一切僧侣组织当中,最有权力、最为重要的是罗马天主教会。我在本章所论及的教权,仅就其为传统的权力而加以研究;所以,我现在不考虑早期的教会,因为那时教会的权力还是革命的。在罗马帝国覆亡以后,教会得到了代表两个传统的好机会;除了代表基督教传统而外,它还体现罗马的传统。蛮族只有刀剑的力量,教会则有较高水平的文明和教育,有非个人的坚定宗旨,有利用宗教上的希望和利用来自迷信的畏惧的各种手段,最重要的是有扩展到整个西欧的一统的组织。必须同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这两个比较稳定的帝国打交道的希腊正教教会,已经完全屈服在国家权力之下了,而在西方,政教之争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时期,双方互有胜负。直到今天,在德意志、墨西哥和西班牙,这种斗争尚未结束。

  P51在蛮族入侵后的头六百年间,罗马天主教会还不能站在平等的地位来和统治英、法、意大利北部以及基督教西班牙的横暴的日耳曼国王和诸侯进行斗争。关于这一点有几个原因。查士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曾使教廷一度成为拜占庭帝国属下的机构,因而大大削弱了教廷在西方的影响。高级教士除了很少例外都来自封建贵族,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和封建贵族的关系比和教皇那远方外国人的关系还要密切;对于教皇的干涉,他们是怨恨的。低级教士没有文化,大都结过婚,因此他们想把俸禄圣职传给儿子的心情比为教会打仗的心情更加迫切。当时的交通困难,也使罗马教皇的号令不能在遥远的国家里施行。因此,有效地统治辽阔地区的第一个政府,不是教皇的政府,而是查理曼的政府。在查理曼同时代的人看来,查理曼当然胜过了教皇。公元1000年后，人们发觉到预期的世界末日并未到来,而文化却有了迅速的发展。与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摩尔人①发生接触,促进了经院哲学②的兴起。诺曼底人经过几百年只是海盗般地给人带来灾害之后,在法国和西西里岛学到了当时世界上所必须学习的一切,成为秩序与宗教的稳定力量,而不再是一个扰乱的势力了。此外,他们也发觉教皇的权威有助于他们征服的合法化。把英格兰从宗教上说第一次完全置于罗马统辖之下的就是诺曼人。与此同时,神圣罗马皇帝和法国国王也都很难控制他们的诸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格雷哥里七世⑨的政治才能和勇猛的精力,使教会的权力从此开始增长并在以后的二百年中不断加大。这一段期间在教会权力的发展方面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例证,因此要详细叙述一下。

  教廷昌盛的时期,是从格雷哥里七世即位时(1073)起,延续到 PO克雷芒五世在阿维尼翁建立教廷时(1306)止。教廷在这期间所得 45到的各次胜利,是依靠所谓“精神的”武器得来的,也就是说,是靠迷信而不是依靠军力得来的。在这整个时期里,教皇在外表上是受罗马城横暴贵族所领导的民众摆布的一因为,不管基督教世界其余的部分对教廷有怎样的想法,罗马对教皇却是从来不尊敬的。伟大的希尔德布兰德本人死于流亡途中,但他获得了并给后人留下了连最强大的帝王也为之屈服的权力。卡诺沙①成为以后若干时代的象征,尽管它的直接政治影响便利了皇帝亨利四世。俾斯麦在“文化斗争”期间曾说:“我们决不到卡诺沙去”,但他未免夸口太早了。被逐出教会的亨利四世须要获得赦免以便进一步实现他的计划,而格雷哥里虽不能对忏悔者拒绝赦免,但却能对他施加凌辱,作为与教会和解的代价。从政者对教皇也许要进行嘲

  骂,但只有异端才会怀疑教皇的权力。甚至在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与教廷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也不曾对异端表示嘉许。格雷哥里七世担任教皇的时期,正是教会改革的一个重大时代的顶点。在他那时期以前,神圣罗马皇帝确实是处于教皇之上的。在教皇的选举当中,皇帝往往声称他的意见乃是决定性的意见。亨利四世的父亲亨利三世就曾因教皇格雷哥里六世出卖圣职而将他废黜,并把一个德意志人立为教皇一克雷芒二世。不过46 亨利三世跟教会并无冲突,相反地,他是一个像圣贤一样的人,他和当时一切最热诚的教士联合在一起。他所支持的并由格雷哥里七世所达成的改革运动,主要是反对教会受封建主义感染的趋势。国王和贵族任命大主教和主教;被任命的人照例都是封建贵族,都用非常世俗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职位。在帝国以内,皇帝下面最大的人物原先是因官职而拥有土地的官吏,但到十一世纪末期,这种人已成为世袭的贵族,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也变成世代相传的财产了。在教会里,特别是在低级的世俗教士当中,也有发生类似情况的危险。教会中的改革派攻击买卖圣职和“私姘妇女”(他们是这样称教士的婚姻的)两种本质相同的罪恶。他们在改革运动中表现出热情、勇于牺牲的精神以及很多世俗的才智。他们虔诚圣洁，所以得到世俗人的拥护,他们能言善辩,所以获得原先反对他们的那些团体的支持。例如在1058年,圣彼得。达密安在米兰号召全体教士服从罗马的改革敕令。起初他触犯众怒,竟使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但他终于胜利了;于是在米兰查出从大主教以下每一个教士都犯了买卖圣职的罪行。结果全体教士作了忏悔并保证以后遵守敕令。在这个条件下,才没有把他们逐出教会,但给他们说清楚:如果将来再犯,就严惩不贷。教士过独身生活是希尔德布兰德的一贯主张之一。在贯彻这一主张的过程中,他得到世俗人的协助,后者时常用暴虐的手段来对待教士夫妻。诚然,这一斗争没有完全获得成功(在西班牙至今 PUCO47 也未成功),但主要目的中有一点却通过敕令实现了,那就是不许任命教士的儿子担任圣职。这就防止了地方教士的职位变成世袭的职位。

  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最大胜利之一,就是选举教皇的方法经1059年的敕令确定了下来。在这个敕令颁布之前,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公众所享有的某些权利由于界限不清时常引起宗派间的对立和选举中的争吵。新敕令在把选举权限为枢机主教所有这一点上是成功了,尽管不是一下子就成功而且也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十一世纪后半期持续不断的改革运动在两方面获得很大成功:一方面是使修道院院长、主教和大主教跟封建贵族分离;另一方面是让教皇在上述圣职的任命中享有发言权,因为教皇如无发言权,通常就会出现买卖圣职的罪恶。改革运动给世俗人以深刻的印象,大大增强了他们对教会的尊敬。在厉行独身生活取得成功的时候,教士和世俗人的分离就更加明显了;无疑地,这像禁欲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刺激了教士权力欲的冲动。改革运动也鼓舞了居于领导地位的教士,使他们对于人(除了从传统的腐败行为中获利的人以外)都信奉的事业怀有道义上的热忱;作为促进这种事业的主要手段,改革运动大大提高了教皇的权力。

  依靠宣传取得权力,在开始的时候通常需要(例如在上述情形下)非凡的勇气和自我牺牲;但当人们通过这些品德而得到尊敬以第后,就能放弃这些品德而利用尊敬在尘世谋求发展。然后总有一天这种尊敬要衰落下去;由于受人尊敬而得到的好处也要丧失。这一过程有时只需要几年,有时需要几千年,但实质是一样的。

  格雷哥里七世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所喜爱的一句经文是:“避48 免流血而把刀缩回的人是应该诅咒的”。不过他把这句经文解释为不许阻止对世俗人传教,这就表明他对宣传权力的看法是有正当理由的。尼古拉斯。布雷克斯皮尔一一唯一登上教皇宝座(1154-1159)的英国人一在另一个稍微不同的情况中显示教皇的宗教权力。布雷西亚的阿诺德 -阿贝拉的门徒 曾宣传这样的教义,即:“凡有地产的教士、有采邑的主教以及有财产的修道士,皆不能得救”。这种教义当然不是正统的。圣伯纳德说他“是一个不食不欲的人,像魔鬼一样,只有灵魂才是他渴望的饮食”。但圣伯纳德仍然承认他十分虔诚,堪为表率。阿诺德的虔诚使自己在罗马人反抗教皇与枢机主教的斗争中成为罗马人的得力盟友。他和罗马在1143年赶走了教皇和枢机主教。他拥护复兴起来的罗马共和

  国;共和国则从他的教义中谋求道义上的认可。可是艾德里安四世- -布雷克斯皮尔 却利用一个枢机主教被刺的事件,停止了罗马城在复活节前一周的宗教活动。当耶稣受难日到来的候,宗教恐怖笼罩着元老院。元老院卑鄙地屈服了。在皇帝弗雷特里克。巴巴罗萨的协助下,阿诺德被逮捕了,他受了绞刑,尸体被焚毁,骨灰被抛在台伯河中。

  这就证实了教士享有致富的权利。教皇为了酬谢皇帝,就在圣彼得大教堂为他加冕。皇帝的军队是有用的,但用处还没有天主教信仰那么大,因为教会的权力和财富,依靠天主教信仰的程度要比依靠世俗的支持大得多。

  说工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教义就这样地促使教皇和皇帝达成和解,因为教皇和皇帝都承认双方对于既定的秩序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在阿诺德处死后不久,不可避免的争吵又重新爆发起来,在接着49 发生的长期战争中,教皇得到一个新的同盟者,那就是伦巴第联盟。伦巴第诸城市,特别是米兰,商业发达,都很富庶;当时它们处于经济发展的前列,英国人有条街名叫“伦巴第人街”,就是这一史实留下的纪念。神圣罗马皇帝支持封建主义,而中产阶级资本主义已经仇视封建主义。尽管教会禁止高利盘剥,但教皇却是借债者,并且感到意大利北部银行家的资本如此有用,以致不得不把神学的严厉性缓和下来。巴巴罗萨与教廷的斗争延续了将近二十

  年，结果不分胜负。

  皇帝之所以不能取胜,主要是因为有伦巴第诸城市支持教廷

  。伦敦的伦巴第人街相当于纽约的华尔街。

  在教皇与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的长期斗争中,教皇最后胜利了，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北意大利(不仅伦巴第,还有托斯卡纳)诸商业城市反对封建制度;二,圣芳济教派唤起了虔信上帝的热情。圣芳济宣传的是使徒时代的贫苦生活和博爱精神,但他死后几年中,他的信徒在保卫教会财产的残酷斗争中,却行动得像招募新兵的军士。

  皇帝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它没有能给他的意图披上一件崇敬上帝的或道德的外衣。

  与此同时,教皇在这次斗争中所采用的战略,使许多人从道义上对教廷感到不满。关于英诺森四世一弗雷德里克临死时与之工斗争的教皇一-《剑桥中世纪史》有下面一段评述(见该书第六卷第一七六页):

  “他对教廷的看法比他以前任何一个教皇都更世俗化。他认为自己的弱点是在政治方面,因此,他的补救办法也在政治方面。50 他不断利用自己的宗教权力来聚敛钱财,收买党羽,打击仇敌;他肆无忌惮,到处引起了人们对教廷轻蔑的敌意。他的特许与豁免成为丑闻。他不顾自己宗教义务和地方上的权利,把别人对于教会的捐献当做教皇的收入和政治报酬的工具:每一个有俸圣职,通常都有教廷提名的四个人依次候补。这种制度自然会产生用人不当的后果。再者,为了战争和外交而选出的使节,都非常可能具有十足世俗的性格。英诺森并不觉察他所造的威信和宗教影响的丧失。他有良好的意愿,但无正当的原则。他生来勇敢,刚毅不屈,而且精明机智,无论境遇顺逆,他能冷静沉着,难得动摇。他因执意追求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的诡谲狡诈、不顾信义的手段降低了教会的标准。他对事态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毁坏了神圣罗马帝国;他使教廷开始衰落;他决定了意大利的命运。”英诺森四世的逝世并未使教廷的政策发生任何变化。他的继承者乌尔班四世继续跟弗雷德里克的儿子曼弗雷德斗争并获得全胜。当时仍处于上升阶段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对于拥护皇帝还是拥护教皇,有时摇摆不定。遇到这种情况,乌尔班四世就巧妙地利用他在道德事务上的权威把它争取过来。这就为宣传权力转化为经济权力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当时大多数银行家,由于代教廷收税这笔大买卖已经站在教皇这一边了,但在某些城市,例如在锡耶纳,人们对吉伯林党的思想感情仍很深厚,因此这里的一些银行家起初是拥护曼弗雷德的

  。在有这种情况的地方,教皇就通知银行的债务人说,作为基督教徒,他们有义务不向银行偿还债务。这自然是债务人乐于当作命令来接受的一项通知。结果,锡耶纳丧失了对英国的贸易。在意大利全境,凡是幸免破产的银行家都 PO)迫于教皇这一花招而变成了圭尔夫党人。2 51

  不过,依靠这种手段虽然争得了银行家在政治上的支持,但很难提高他们对于教皇宗教权威的敬重。从西罗马帝国覆亡直到十六世纪末叶这一整个期间,可以成两大传统一一帝国时代的罗马传统和条顿贵族的传统一的竞争时期;前者体现在教会里,后者体现在国家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企图兼有帝国时代罗马的传统但结果失败了。

  除了弗雷德里克二世以外,皇帝本人都太无学识,不能理解罗马的传统,他们所熟悉的封建政治制度则是日耳曼人的东西。受过教育的人(包括在皇帝面前供职的人)所用的语言是学究式的、从古代传留下来的;法律是罗马的,哲学是希腊的,起源于条顿人的风俗习惯则不是文雅的言辞所能表达的。

  这里的困难就像今天的古典学者用拉丁文来叙述近代工业的工艺程序必然要感到的困难一样。直到宗教改革和近代语言代替了拉丁文的时候,西欧文明中的条顿因素才在文学上和知识上充分表现出来。

  霍亨斯陶芬王朝覆亡后,教会似乎重新建起了意大利对西方世界的统治达数十年之久。如以金钱作衡量的标准,这次统治至上少和罗马安东尼皇朝时代一样坚强。从英格兰和德意志流进罗马的教会税收远远超过了当年罗马军团在这些地方所能搜刮到的。不过这些税收是凭人们对教廷的尊敬而勒索来的,并不是依靠武力

  。52

  但是

  教皇一迁到阿维尼翁,就开始丧失在以前三百年中所贏得的尊崇。这不仅由于他们完全屈服于法国国王之下，而且也由于他们参与许多残暴行为,例如对圣殿骑士团的镇压。法王菲利普四世由于财政困难,急欲没收圣殿骑士团团员的土地,于是毫无根据地控诉该团犯了异端之罪。国王依靠教皇的帮助,把该团在法国的成员逮捕起来,严刑拷打，一直到他们承认敬奉魔鬼和污辱十字架等罪行为止,然后再把他们大批地烧死。他们的财产归国王处理,教皇也少不了从中得到一部分赃物。这种行为标志着教廷道德堕落的开端。

  教会大分裂这件事,使人更难尊敬教皇了,因为两个教皇彼此咒逐,没有人知道究竟哪一方是合法的教皇。在整个大分裂期间，敌对双方为权力而争夺,都显示出很不光彩的顽固态度,甚至发展到抵赖最庄严的誓言的程度。在许多国家里，国家和当地的教会采取一致行动,对两个教皇都不服从。最后,终于弄清楚只有召开一次公会议才能结束这场纠纷。但比萨公会议却搞错了,因为尽管它宣布了双方都是异端而废黜了他们,可是它并未真能驱除他们,而只是制造了第三个教皇。直到康斯坦茨公会议,才把三个教皇都废了，从而恢复了教廷的统一。可是这场争斗已经破坏了人们对于教廷的传统尊敬。在这一混乱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威克利夫已有可能这样地批评教廷说:“驱除这样一个魔鬼,不但对教会无害,反而对它有益。教会为毁灭它而尽力,正是为上帝的事业效忠。”十五世纪的教廷,虽然适合当时意大利的情况,但它太世俗化了，而且道德的败坏也太公开了,因而不能满足北方诸国虔敬上帝53 的要求。条顿族诸国在道德上的背叛,终于强烈到容许经济动机自由活动的程度。

  拒绝向罗马进贡成为普遍的行动,而且君主和贵族还夺取教会的土地。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基督教新教在教义上的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新教的教义革命,如果没有教会的大分裂和文艺复兴时代教廷的丑事,也绝不会出现。假使教会的道义上的力量没有从内部削弱的话,攻击教会的一方就不能取得道义上的力量

  ,而会像弗雷德里克二世那样遭到失败。关于这一点,看一下马基雅维里在

  《君主论》第十一章论及教会君主国

  的一段话,是饶有趣味的: “现在要说的只剩教会的君主国了。关于这些国家,它们的全部困难都发生在取得这种国家之先,因为取得这种国家或是凭能力或是凭幸运,而保有这种国家,则既不凭能力也不凭幸运。它们是靠古老的宗教敕令来维持的。这些敕令有如此无限的权力,并有如此的性质,以致不管君主的行为和生活怎样,这种国家总能保存得住。

  惟独这些国家的君主,有国家而不加以保卫,有臣民而不加以治理;可是他们的国家尽管没有保卫,却从未被人夺去;他们的臣民尽管没有受到治理,却从不在意,而且既无叛离的意愿,也无叛离的能力。惟有这样的国家才是安全和幸福的。

  它们为人类智力所不能达到的力量所支持,所以我对它们不再多论,因为它们是上帝所建立并维护的,议论它们便是狂妄之徒的轻举妄动了。”马基雅维里写上面这段话的时候,正是教皇利奥十世在位的时候;其时宗教改革正在开始。虔诚的德意志人对于亚历山大六54 世的任人唯亲或利奥十世的贪财图利能够得到“上帝的嘉许和保佑”这种说法，逐渐觉得不能置信了。路德 一个狂妄的人” 十分愿意投人教皇权力问题的讨论,马基雅维里则畏缩不

  谈。

  一旦对于教会的反对得到道义上和神学上的支持,各种自私的动机就使这种反对迅速传播开来。

  既然教会的权力以教皇的权力为根据,那么,反对教会,自然就要同一个新的免罪学联系在一起。

  路德的神学,使世俗君主可以掠夺教会而不怕堕人地狱,并且不会招致自己的臣民在道义上的谴责。

  尽管经济上的各种动机对宗教改革的传布大有贡献,但它们显然还算不上宗教改革的原因,因为它们的活动已经有了几个世纪了。

  许多神圣罗马皇帝都曾企图反抗皇,其他地方君主也曾如此,例如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和约翰王。但他们的尝试都被认为是邪恶的,因而归于失败。只有在教廷长期滥用其传统权力以致引起了道义上的背叛之后,对教廷的反抗才有成功的可能。

  对于每一个想了解怎样靠宣传获取权力的人来说,教廷权力的兴衰是值得研究的。如果说人们都是迷信的,都相信教皇的权力,那是不够的。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有各种异端教派,如果教皇在大体上不值得尊敬,这些异端教派就会像新教一样传播开来了。

  世俗的统治者力图不借重于异端而使教会屈服于国家之下。这一点在东方虽获成功了,但在西方却遭到失败。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教皇的职位不是世袭的,因此不像世俗王国那样会有君主长期处于未成年状态所引起的困难。一个人除非笃信上帝、具有学识或政治才能,在教会中是不容易上升到显要地位的,因此大多数教皇,总是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显然出众的人。世俗的君主也可能碰巧是有才能的人,但往往是适得其反的;而且,在控制 55自己的七情六欲方面,世俗的君主也缺乏教士所经受的那种锻炼。

  国王们想要离婚而三番五次地碰到困难;批准离婚是教会的职权，因此国王还要受教皇的支配。有时国王们试图采用亨利八世的办法来应付这种困难,但他们的臣民会因此而感到震惊,属下的诸侯也会借此摆脱效忠誓言的约束,国王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或归于失败。教廷的另一种强大力量是它具有不受个人影响的连续性。在弗雷德里克二世的斗争中,教皇的逝世所引起的变化小得惊人。教廷有其教义体系和治国有方的传统,在国王所能反对的事物中，没有一个能像它们这样结实。只有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世俗政府才有了一点可与比拟的连续性和坚韧的志愿。

  在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国王照例没有文化,大多数教皇则既有学问又博于见闻。再者,国王是和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而封建制度是繁重讨厌的,不断地有发生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是敌视新兴经济势力的。大体说来,在那三个世纪中,教会所代表的文明高于国家所代表的文明。

  .” 但是教会的最大力量是它所启发的人们对它在道义上的景仰。教会继承了古代基督教徒遭受迫害而殉教的荣誉,这成了它道义上的资本。

  我们已经看到,教会所获得的许多胜利是和厉行独身生活有关的,而照中世纪人们的想法,独身生活是令人很受感56 动的。许多教士,包括不少教皇在内,宁可忍受很大的痛苦,而不肯在原则上让步。

  一般人都很清楚:在一个无节制地贪婪、淫佚和自私自利的世界里、教会中卓越的显贵人士往往是为了大公无私的目的而活着的。

  他们情愿把个人的幸运从属于这些目的。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虔诚圣洁令人难忘的人物一如希尔德布兰德、圣伯纳德、圣芳济等人一都使舆论惊眩,并使教会的道德信誉因别人的恶行而丧失

  。但是,对一个有崇高目的、从而有借口能为其热爱权力辩解的组织来说,享有道德高尚的声誉是危险的,这种声誉最后必然使此组织仅仅在残忍无情、肆无忌惮这方面显得出色。教会布道,教人蔑视世俗事物,这样做就使它获得了控制国君的权力。

  托钵僧誓守贫困,使世俗人大受感动,从而使已经庞大的教会财产更加庞大。圣芳济宣传兄弟般的友情,却鼓起了为胜利进行一场长期残酷的战争所必需的热情。最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丧失了它的全部道德目的，而它原是全靠这种道德目的才获得其财富和权力的。为了得到新生,宗教改革的冲击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在任何时候,如果一个组织把高尚的美德用为博取残暴权力的工具,那么,上述一切就是不可避免的。

  传统权力的瓦解,除了由于外国的征服以外,总是由于人们的滥用。这种人和马基雅维里一样认为:传统权力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得太牢固了,纵有滔天罪行,也是动摇不了的。

  现今在美国，人们把希腊人对神谕和中世纪对教皇的崇敬,献 3二给了最高法院。凡是研究过美国宪法作用的人,都知道美国的最高法院是维护富豪统治的那些力量中的一部分。但在懂得这层道57理的人当中,有些人是赞成富豪统治的,因此他们不会有什么行动来削弱人们对最高法院的传统崇敬,而另有一些人,由于被说成是颠覆者或布尔什维克,又不为寻常安分的公民所信任。在有一个像路德那样的人能对宪法官方解释人的权威进行有效攻击之前，须要进一步多作一些明显的党派工作。

  战争的失败,对宗教权力的影响,远不如对世俗权力那么大。

  的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和土耳其不仅发生了政治革命,而且发生了宗教革命;但在俄国和土耳其,传统的宗教本和国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五世纪时教会对蛮族的胜利,是说明战争虽然失败而宗教仍能保存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圣奥古斯丁在其《七帝城》(因罗马城遭蛮族洗劫有感而作的一书)中解释说:世俗的权力不是上帝答应给真正的信徒的东西,所以不能期望它成为正统派宗教的产物。罗马帝国内残余的异教徒则坚信罗马之被征服,乃是废弃多神崇祀所得的处罚;这种争论尽管像煞有理,但未得到普遍的支持。

  被征服者的较高文明,在人侵者当中盛行着,而且胜利者还接受了基督教。这样,通过教会媒介,罗马的影响就在野蛮人当中保存下来

  ;在希特勒以前,他们还不曾有人能成功地摆脱古代文化的传统。

  P66论王权

  产生这种国王统治,先要经过统治方式上的长期演变,还要有一个在组织结构上比野蛮人社会要高级得多的社会。即使是现在多数欧洲人所想象的野蛮人的酋长,在真正的原始社会里也还是找不到的。我们所认为酋长的人也许只能行使宗教上和礼仪上的职能。有时候也许像英国大城市的市长一样,只能指望他主持宴会。有时候他宣战,但不参加战斗,因为他太神圣了。有时候他的神圣威力达到臣民不得看他一眼的程度,这实际上就使他不能多参加公共事务。他不能制定法律,因为法律是习惯决定的;执行法律也不需要他,因为在小型社会里,处罚能由邻居们自动执行。

  某些野蛮人的社会有两个酋长,一是世俗的,一是宗教的,好像古时日本的幕府将军和天皇;但不像欧洲中世纪的皇帝和教皇，因为宗教的酋长照例只有掌管礼仪的权力

  。在原始的野蛮人当中,一切事情通常由习惯决定的多,由正式管理机构决定的少,所以欧洲人称为酋长的那种显要人物,不过体现了王权的模糊不清的开端而已。

  作为一种制度来说,国王统治在埃及大金字塔时代和巴比伦汉谟拉比时代已经发展到顶点。后来的国王拥有更广阔的领土，但谁也没有更加全面地统治其王国。在埃及和巴比伦,国王的权力不是由于内部叛变、而是由于外族征服才告终的。国王确实无力跟僧侣斗争,因为臣民对国王的服从取决于君主制在宗教上的重要性;不过除了不能跟僧侣斗争以外,国王的权威仍然是无限的。

  希腊人在有史时期开始或有史以前,在大多数城邦里,已经把作为政治统治者的国王废掉了。罗马的国王是史前的;在全部罗 之马史上,罗马人对国王这一名称,始终怀有不可克服的厌恶心理。在西欧,罗马皇帝从来就不是符合这一称谓全部含义的君主。他的起源是超出法律范围的,并且他总是依靠军队的。他对老百姓可以自称为神;但对兵士来说,他只是一个颁发或不颁发适当奖品的将领而已。除了偶尔的、短暂的时期以外,罗马皇帝不是世袭的。真正的权力总是在军队的手里,皇帝不过是军队暂时推戴的一个人而已。蛮族人侵又把君主制带来了,但也有所不同。新的国王是日耳曼部落的酋长。他们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取决于元老会议或亲属团体的合作。当一个日耳曼部落征服一个罗马行省的时候,它的酋长就成为国王,但他的最重要的伙伴成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的贵族。

  这就引起了封建制度,使西欧所有的君主受制于跋扈的贵族。

  在压倒教会和封建贵族势力之前,君主国一直是软弱无力的。

  教会衰落的原因,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德意志，贵族的头头们发展成为小国王,结果使德意志受法国的摆布。在波兰,贵族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一直持续到瓜分时为止。在

  百年战争和蔷薇战争之后,英、法两国的一般公民已不得不相信一个强有力的国王了。爱德华四世依靠伦敦市的帮助获得胜利,他甚至从该市市民中选出他的王后。路易十一是封建贵族政治的敌人,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朋友。这一阶层帮他反对贵族,他则帮他们反对工匠。“他统治得像一个大资本家

  。”【教会统治瓦解后，国王-资本家联盟构成了主要的统治集团】

  商业虽曾支持国王反对封建无政府状态,但它只要觉得自身足够强大,就总是拥护共和政体。在古代、在中世纪北意大利和汉萨同盟诸城市、在荷兰的隆盛时代都是这样。所以

  国王与商业的联盟是一件不自然的事情。国王们求助于“神权说”,尽力使自己的权力成为传统的、准宗教的。

  在这方面,他们获得局部的成功:处死查理一世这件事,被认为是不信神的邪恶行为,并非一般的犯罪而已。

  在法国,人们把圣路易推崇为圣徒传中的人物;他的某些虔敬上帝的行为流传下来,掩护了历代君主甚至路易十五

  -他仍是一位“最信基督教的国王”。法国国王建立起新的宫廷贵族统 工治以后,他们比较喜欢的往往是宫廷贵族而不是中产阶级。

  在英国，上层贵族和中产阶级是联合在一起的,他们所安置的国王只有64议会制定的一个尊称,一点也没有国王陛下的古老魔性

  。例如,乔治一世已不能医治瘰疬,而女王安妮还能。在法国,国王把贵族争取过来,可是后来国王和贵族的头颅一起掉在断头台下了。

  传统的权力,未从外部加以破坏时,几乎总是要经历一定的发展过程的。由于得到人们的尊敬,它就胆大起来,自以为公众不会不赞成它,因而也就不把公众放在眼里。由于它怠惰、愚蠢或横暴,它就渐渐使人不得不对它自称为神权的资格发生怀疑。这种资格的来源不过是习惯而已,因此一旦对它提出批评,就很容易加以否定。一种对反抗者有用的新教义就取代了旧教义;有时候继之而来的只是一场混乱,海地从法国人手里获得自由之后就是这样。

  通常的情况是,必须先有一段长期的极为昭著的恶政,然后精神上的反抗才广泛传布;而且,反抗者往往把旧权威的一部或全部移转给自己

  。奥古斯都把罗马元老院的传统威严吸收到自己身上;新教徒拒不信奉天主教,但对圣经则仍然尊崇;英国议会逐渐取得了国王的权力,但未破坏对君主政体的尊敬。然而,这一切都是有限的革命;较彻底的革命就比较困难了。如果共和政体突然代替世袭的君主政体,通常是要引起各种动乱的,因为一个新的政体对人们的思想习惯没有支配力,而且一般说来,新政体只有在符合个人私利的范围内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所以野心家竭力企图成为独裁者,只有经过相当长期的失败才肯罢休。如果没有这样的失败期,共和制度将不能支配人们的思想，而支配人们的思想是稳定的必要条件。一个新共和国一开始就稳定，美国几乎是唯一的例子。

  凡在权力方面经过长期发展的组织,通常都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狂热的(不是传统的)信仰导致胜利;第二个阶段是新权力取得公众的默认,很快变成传统的权力;最后一个阶段是权力用来镇压抗拒传统的人,因而成了暴力

  。

  “僭主”一词,起初并无统治者有任何恶劣品质的意思,它仅仅意味着缺乏合法的或传统的称号而已。许多早期的僭主统治得很明智,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通常只有贵族才是他们的死敌。早期的僭主大都是富翁。他们使用金钱,打通了走向权力的渠道;他们维持自身的地位,也是依靠经济手段多,依靠军事手段少。把他们比为梅迪奇家族要比把他们比成现代独裁者更为确当。在第一个僭主政治时代,铸币开始使用了。这在增强富人权力方面所起的作用,跟近代信用与纸币一样。据说(真确到何种程度我还不能断定),

  货币的使用是与僭主政治的兴起有关的;无疑地,银矿的占有对于任何志在成为僭主的人都很有帮助。货币的使用,在其开始的时候,深深地扰乱了古老的风俗习惯

  ,这在不久前才由欧洲人控制的一些非洲地区可以看到。在公元前七世纪与六世纪时,使用货币的结果是增强商业的权力并削弱地方贵族 的权力。

  当时的社会结构并不具有抵抗灾难的坚韧性,而个人在美德不再能使自己成功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的善恶标准以避免作恶犯罪及其不幸后果。一系列的战争,使自由民减少了,奴隶增加了。希腊本土终于落入了马其顿的统治之下;可是希腊化的西西里岛,虽然也有日益激烈的革命、内战和僭主政治,却能继续对迦太基和后来的罗马进行斗争。

  叙拉古的僭主政治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则因为它给我们以最完整的暴力实例,二则因为它对柏拉图发生了影响;柏拉图曾和老狄奥尼修斯①发生争吵并企图把小狄奥尼修斯收为自己的门徒。哲学家们在叙拉古恶政中和老狄奥尼修斯及其; 继承人的不幸接触,大大地影响了以后希腊人以及一切后代人对希腊僭主政治的看法

  。

  格罗特说:“用来欺骗人民、使人民暂时服从的欺诈手段,作为违反人民意愿,使暂时服从变成永久服从的武力手段的前奏,乃是希腊篡位者们惯用的手段。”早期僭主政治在多大程度上不顾人民意愿而使服从永久化是可以怀疑的;至于后期僭主政治,因为是军事性质的而不是经济性质的,则确实是不顾人民意愿而使服从永久化的。

  我们可拿格罗特根据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的著作所描述的老狄奥尼修斯在夺取权力的关键时刻为例。

  叙拉古军队在多少具有民主性质的政权下,打了败仗、丢了脸;打胜仗的战士所拥戴的领袖狄奥尼修斯则要求惩罚失败的将领。“当沉默和不安笼罩着叙拉古公民大会的时候,狄奥尼修斯第一个起立发言。他抓住一个既适合听众心情又符合他自己想法的论题,作了一番渲染。他猛烈谴责那些将领,说他们把叙拉古的安全

  出卖

  给迦太基人,说由于他们的

  罪过,

  阿格里琴滕才

  陷落

  ,会场周围每一个人才

  灾祸临头

  。他列举他们的罪行,其中有确实的也有尚未证实的。他不仅讲得全面、尖刻,而且恶意中伤,超出合法辩论的一切限度，目的在于对这些将领加以非法的杀害,就像新近死在阿格里琴滕的将领们一样。‘他们还坐在那儿,

  卖国贼

  !不要等合法的审判或判决,马上抓住他们，当场裁判!’这种粗暴的鼓动是违法的,也是违反议事程序的。主持会议的执政官斥责狄奥尼修斯扰乱秩序,并根据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力,给他以罚金的处分。可是狄奥尼修斯的党羽极力拥护他。菲立斯图不但当场代他交纳了罚金,而且公开宣称他将整天继续代缴所有与此类似的罚金;他煽动狄奥尼修斯坚持下去一一自己认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开头只不过是违法,这时竟变本加厉而是对法律公开挑战了。在当时叙拉古的实际形势下,执政官的权威大为削弱,反对他们的叫嚣则异常猛烈,所以执政官对于这位发言人,既不能惩办又不能镇压。狄奥尼修斯继续发言,激昂慷慨,更带煽动性,不但控告将领们腐败堕落,出卖了阿格里琴滕,而且普遍谴责著名的富豪,说他们是握有残暴势力的寡头统治者一

  瞧不起

  大多数人,而自己却从国难中

  攫取私利

  。叙拉古(他坚决认为)绝不能获救,除非把权力交给跟他们的品格完全两样的人。这种人不是从有钱或有地位的人当中产生的;他们出身寒微,在地位上属于人民,而且举止和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弱点。”【在无道德情况下，堆砌厚重词】

  希腊史的一个特殊方面是,除斯巴达以外,

  传统势力特别微弱;再则,希腊也几乎没有政治上的是非善恶。

  希罗多德曾说,没工有一个斯巴达人能够拒绝贿赂。在希腊全境,如果以接受波斯国王的贿赂为理由来反对一个政客,那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的政敌也会如此受贿,如果他们也有很大的权势够得上被收买的话。结果,

  通过贿赂、街头斗殴以及暗杀,争先恐后地抢夺个人权力的现象到处都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的朋友干起这种事来也是最无忌惮的

  。最后的结果，正如预料的那样,是为强大的外国所征服。人们一向为希腊丧失独立而感到痛惜,而且往往把一切希腊人都看成像梭伦和苏格拉底那样的人。从希腊的西西里岛的历史可以看出为罗马人的胜利而悲叹是没什么道理的。据我所知,说明暴力的最好例证莫过于亚伽多克利斯的事迹了。（P82非常混乱的僭主制和民主制的交替故事）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颇与古希腊相似,但混乱情况有过之无不及。

  那里有寡头统治的商业共和国,有模仿希腊的暴君专政，有起源于封建制的公侯国家,此外还有教会的国家。除了在意大利,教皇原是受到尊敬的,但他的儿子们却没人尊敬了,于是切萨雷。博尔贾就不得不依靠暴力。切萨雷。博尔贾和他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都是重要人物,不仅因为他们本人重要,而且因为他们曾使马基雅维里受到启发。在他们的事业中,有一件克赖顿评论过的事可拿来说明他们的时代。科隆纳和奥尔西尼两大家族几百年来一直是教皇的祸患。这时科隆纳家族已经衰亡,而奥尔西尼家族还继续存在。当亚历山大六世听到切萨雷用诡计捉到两名奥尔西尼要人的时候,他就和奥尔西尼家族办交涉,邀请他们的领袖奥尔西尼枢机主教到梵蒂冈来。奥尔西尼枢机主教和教皇一见面,立即被逮捕了。枢机主教的母亲为了取得给儿子送食物的特许，送给教皇两千个“杜卡”。枢机主教的夫人把教皇垂涎已久的一颗很贵重的珍珠也送给了教皇。可是奥尔西尼枢机主教到底还是死在狱中了,据说是亚历山大六世下令用药酒毒死的。从克赖顿对这一事变的评论②,可以看出暴力统治所具有的特性:“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竟没有引起抗议,反而获得完全成功。不过在意大利尔虞我诈的政治中,每件事都要看当事人的本领而定。雇佣兵队长只能顾他们自己，一旦他们被人用不管怎样奸诈的手段撤职之后,便什么都没有了。奥尔西尼和维泰洛佐的覆亡没有引起任何一个政党和行业的义愤。雇佣兵队 上长的军队在追随其将领的时候是坚强的，一旦将领罢职,兵士就纷纷四散,另行受雇。...丈多数人钦佩切萨雷在处理此事时的无比冷静。 没有败坏当时的道德。....大多数意大利人认为切萨雷对马基雅维里说的话有充分的道理。切萨雷说:‘对付那些表现为奸诈能手的人,诱骗是很好的办法。’切萨雷的行为,为它的成功所肯定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正如古希腊一样,兼有高度的文明和卑劣的道德。这两个时期都展示了极高的天才和极低的道德堕落,而恶棍和天才彼此并不仇视。

  利奥那多曾为切萨雷。博尔贾建筑防御工事;苏格拉底的几个门徒在三十个僭主中最坏的僭主之列;柏拉图的弟子参与了叙拉古的一些可耻事件。

  假如一种权力完全因为它是权力而受人尊重,并无其他任何原因,这种权力就是暴力。因此,一旦传统不再为人所承认的时候,原先的传统权力就变成暴力。由此可见,自由思想与强烈批评的时期容易发展成为暴力时期。在古希腊是如此,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也是如此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的第一卷,曾通过色拉西马克斯之口提出了适合于暴力的理论。当苏格拉底很厚道地企图为正义找一个伦理学上的定义时,色拉西马克斯感到恼火了,他说:“我的学说是:正义不过是较强者的利益。”他接着说:“每一个政府都制定适合于自己利益的法律;民主政府制定民主法律;专制政府制定专制法律,等等。通过这种立法手续,这些政府宣称:为政府本身的利益正是为它们的人民的利益;任何人偏离了这一点,就要按违法和不讲道义治罪。所以,我的好先生,我的意思是:在一切城邦中,只有既定政府的利益才是正义的。而且我认为占优势的力量必然是在政府这方面。所以通过正确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强者的利益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正义的。”在任何时候,如果这种见解得到普遍承认,统治者就不再受道德上的约束,因为他们为了保持权力所做的一切,不会使人(直接受害人除外)感到震惊。同样,造反的人只因害怕失败才有所收敛；如果残暴能取得成功，就无需担心自己因此不得人心。

  除利用迷信而外,其他的博得群众对政体拥护的方法

  我将留待以后的一章加以讨论,这里可以先说几句。第一,用别的方法来博得群众对政体的拥护这一问题不是根本不能解决的,因为在美国它已经解决了(很难说在英国已获解决,因为对君权的尊敬一向是英国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二,必须把有秩序的统治所具有的优点全面实现出来,这通常包括使精力充沛的人有机会用合乎宪法的手段变成有钱或有权的人。

  如果某一等级的人,其中不乏精力充沛而有能力的人,但却受到限制,不能投身于他们所想望的事业,那就必然产生不稳定的因素,很可能迟早会引起叛乱。

  第三,需要审慎采用某种社会公约,它有利于维持秩序,不可露骨地不公正到引起普遍反对的地步。这种公约如果成功,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很快变成传统,并具有传统权力的一切力量。

  在近代读者看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不是很革命的,很难看出何以这本书使一些政府大为震惊。照我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企图把政府权力建立在基于理性的公约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于君主的迷信尊崇之上。

  卢梭学说在世界上的作用表明,要使人们一致同意把政府权力建立在非迷信的基础之上,乃是困难的事情。如果迷信扫除得非常突然,这也许是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先,人们必须有所训练,有所准备,即必须有一些自愿合作的实际经验。

  重大的困难在于:要维持社会秩序就必须尊重法律,但在失去人民拥护的传统政权之下,尊重法律是办不到的,而且在革命当中,又必须置法律于不顾。不过这个问题尽管困难,还是必须解决,假如社会秩序应该和才智的自由运用并行不悖的话。……

  习惯是人们觉得合理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

  愤恨发生于两种情况:一种是这笔支付不符合习惯;另一种是虽符合习惯,但因看法变了而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从前丈夫对妻子的财产有十足的支配权,但妇女运动引起了对于这种习惯的反抗,从而引起了法律的变革。从前雇主对于雇工的工伤事故是没有责任的;但人们在这方面的思想感情变了,也引起了法律的改革。诸如此类的例子多不胜举。

  就权力而论,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是:“我们应该服从上帝而不服从人。”这是一条箴言,除犹太人之外,以前还未有过类似的说法。这一原则,基督教徒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上帝的旨意可以直接传达到个人的良知,也可以通过教会而间接传达到个人的良知。除亨利八世和黑格尔以外,直到今天还没有人主张上帝的旨意可以通过国家来传达。

  因此,基督教的这条教义含有削弱国家而赞成个人判断善恶,或加强教会地位的意思。前者在理论上包含无政府主义;后者涉及两个权威,即教会和国家,而教会范围和国家范围如何分界是没有明确原则的。什么是凯撒的？什么是上帝的？一个基督徒肯定会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所以教会对权利的要求很可能是国家难以容忍的。

  教会和国家的冲突从未得到理论上的解决；在教育这类事情上，两者的冲突还一直延续到今天

  。

  当他被召出席公会议的时候,他后面跟着一大群拥护他的愤怒的民众。他们恫吓要侵人皇宫,也许要杀死女皇母子。哥特人雇佣兵尽管是阿里乌斯教徒,也不敢决然作出不利于这样一位圣者的事情。为了避免发生革命,女皇被迫作了让步。瓦伦蒂尼安的母亲永远不能宽恕安布罗斯的胜利;少年皇帝也激动地感叹,说他自己的臣仆准备把他出卖给一个骄横的教士。2次年(386年)女皇再次试图战胜这位圣者。她颁发一道放逐他的敕令。可是他在大教堂里避难;忠实的教徒和教会慈善事业受益人不分昼夜地保护他。为了使保护他的人不打瞌睡,他“让米兰教堂采用一种高声而和谐地唱赞美诗的规定”。他的信徒们的热情受到一些奇迹的鼓舞,便更加激发起来,到了最后,“意大利的软弱君主也觉得自己不能和这天之宠儿竞相争夺了”。像这样的较量是很多的,它们确立了教会的独立权力。

  教会获胜,部分由于施舍,部分由于组织,但主要是由于没有强劲有力的信条或情感和它对抗。

  当罗马对外征服的时候，一个罗马人能够强烈地感到国家的荣誉,因为征服满足了他的帝国自豪感。但到了四世纪,这种情感早已消失了。对于国家的热情,作为能与宗教相比的力量来说,只有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才复活起来。

  每次成功的革命都使权威受到动摇,并使社会内部的团结更加困难。使教会获得权力的那种革命也是如此

  。它不但一般地削弱国家的力量,还为以后的革命树立了榜样。再者,曾为早期基督教义中重要成分的个人主义仍然是宗教叛乱和世俗叛乱的危险根源。当个人的良知不能接受教会裁决的时候,它就能在《福音书》中找到拒绝服从的根据。异端可能使教会烦恼,但它并不违背原始基督教的精神。这是每一种导源于革命的权威所固有的困难。

  它必须坚持说原来的革命是正当的,但又不能合乎逻辑地说以后的革命一定都是邪恶的

  。宗教改革从权力观点看,宗教改革在两方面和我们有关:一方面,它的神学上的无政府主义削弱了教会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削弱教会,它就加强了国家的实力。宗教改革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它是一个伟大世界性组织垮台的部分原因,而这一组织,久经证明,比任何世俗政府都要强大。在信奉路德教派的国家中，教会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独立权力，而是教人服从世俗政府的宣传机器俄一部分了。 在英国,

  亨利八世

  以他所特有的旺盛精力和残暴手段把宗教改革抓在自己手里。他宣布自己为英国教会的首领,从而着手使宗教世俗化和民族化。

  他无意使英国的宗教成为囊括世界的基督教的一部分;他希望英国的宗教为他的荣光服务而不为上帝的荣光服务

  。通过唯命是从的议会,他可以随意更改教义;他能对不满意这种更改的人毫不费事地处以死刑。修道院的解散给他带来了收人,使他能很容易地消灭天主教徒的叛乱。②火药阴谋和蔷

  薇战争已经削弱了旧封建贵族的势力,他们的头颅,什么时候都可以随他高兴砍掉。

  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不同,它不是原始的而是派生的。在国内,经济权力依靠法律;在国际上只有发生小问题时它才依靠法律;在发生重大争端时,它就依靠战争或战争威胁。

  人们惯常不加分析地承认经济权力,以致现代人在说明历史进展的原因时,并不强调

  战争和宣传

  ,而过分地强调了经济。

  除劳动者的经济权力而外,其他一切经济权力,归根结底都是能够决定(如果必要的话用武力决定)谁可以在某块土地上立足并有所投进和有所汲取的权力。有时候这是很明显的。波斯南部石油之所以属于英波石油公司,是由于英国政府明令禁止其他任何人侵犯它,而英国政府又一直强大,能够贯彻它的禁令;但如英国在一场重要战争中打败了,这里的石油所有权就很可能发生变化。罗得西亚采金区之所以属于一些富翁,是因为英国民主政府认为和洛本久勒作战来使这些人发财是值得的。美国石油之所以属于某些公司,是因为它们对于油田享有合法的土地所有权,而美国武装力量又准备随时执行纪律;至于油田的原主印第安人之所以不再有合法权利,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打败了。洛林铁矿属于法国公民还是德国公民,要看两国在最近的战争中谁是胜者;如此，等等。 这一分析也适用于不那么明显的情况。为什么佃农必须为他租佃的土地交纳

• 给我感受最深的观点

  作者：塗尔干 发布时间：2008-06-12 19:3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