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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Passion 发布时间：2023-11-06 11:09:12

  大道至简。虽然有那么点啰嗦，但或许这样才更能使人记得住。

• 作者：Humble 发布时间：2012-12-01 23:13:48

  废话太多，干货太少。过于追求理论体系框架，却忘了本书的定位，就是一本实务书。举例太少，不给资料链接，不方便自学。写书不能这么写的，吴大律师！【12月1日】

• 作者：_CY 发布时间：2007-03-14 14:07:45

  记游

• 作者：橘子 发布时间：2019-12-01 11:19:12

  很不错的一本小说

• 作者：山茶书苑 发布时间：2024-03-03 16:12:36

  绝了！拼音学习新玩法，让孩子们轻松get技能

• 作者：后素 发布时间：2021-11-12 18:33:42

  泛泛又无趣

•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作者：见色起义 发布时间：2011-01-02 18:35:52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张鸣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一百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又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

      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界、学界、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闹与不闹，都没有什么影响。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渺茫。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 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四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有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骚动，但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也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 [实际上有些夸张] 次数，大约一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四亿两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命党人持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精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 [朝廷] 轻外 [地方] 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史家一直在说，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取孙而代之。其实，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显然，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这期间，也有人提出可让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然而，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好讲中庸的国人，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共和这一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前立宪党人，都骑虎难下，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英美的反对而作罢，而革命过程的动荡不大，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虽然说，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党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力量，还是冒了头。毕竟那么多年革命党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系。从地下冒出来的会党，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准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二次革命，貌似强大的革命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命后，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际产生的——民国来了，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贸然称帝，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缠 [禁止缠足] 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 [手杖] 。还不仅如此，辛亥之后，话剧叫文明戏，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放足叫文明脚，连脚踏车，都被叫做自由车。但是，民国之后，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装，笔挺精神，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甚至喜欢坐轿子，连上战场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离中国人的生活，其实还相当远。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易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不彻底，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次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当然，当年的中国境况，说起来也很无奈。和平变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这个政府不犯错误。自1860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历史走向，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同光中兴，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此后的变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义和团，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网易张鸣辛亥客厅第一期

  张鸣VS许知远

• 颜之推的人格美学

  作者：注销 发布时间：2014-04-23 22:09:29

  颜之推作为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作家，其人“学优才赡，山高海深” 。[1]（609）颜之推的主要著作《颜氏家训》也为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人之爱其子孙也，何所不至哉！爱之深，故虑焉而周；虑之周，故语焉而详。”[1]（627）因此，“《颜氏家训》虽曰平易，然出于胸臆，故虽浅近，而其言有味，出于胸臆者，语意自别。”[1]（613）学术界在颜之推生平经历考订、教育思想、文学主张、思想特点与矛盾，以及《颜氏家训》的辑佚和校勘、叙述特点、语言特色和文学成就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果。但关于颜之推的美学思想，尤其是人格美学方面的研究，还未曾涉及。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了：“乃公当梁、齐、隋易代之际，身婴世难，间关南北，故幽思极意而作此编，上称周、鲁，下道近代，中述汉、晋，以刺世事。”[1]（616）即《颜氏家训》的写作目的在于批判社会。然而，颜之推写作《颜氏家训》，不仅仅是为了表达个人对于时风的“破”（批判），更是为了教育后代子孙而有所“立”（建构）。本文认为，颜之推所“立”者，正是其人格美学思想。下文试就此进行分析论述。

  一、“人”的美学

  图书分类自古有之。目录学家依据著作的思想倾向、学术源流等方面，对其进行合理分类，但《颜氏家训》一书却出现了分类上的困难：

  晁公武《读书志》云：“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世人。”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杂家，从其类焉。[1]（638）（《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

  《唐志》和《宋志》根据《颜氏家训》内容的思想倾向和写作立场，将其列为儒家。《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却认为《颜氏家训》全书所涉的内容不仅有儒家，并且有佛教、书法、绘画、音韵、训诂、考证等驳杂的内容而将其列为杂家。作为孔门弟子颜回的后人，颜之推不但“文之以经训”，并且在《戒兵第十四》开篇颇为自豪地说：“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徧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1]（348）其儒家立场，清晰可见。《颜氏家训》又独辟《归心第十六》一章，明确表达：

  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燕享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尔。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1]（368）（《颜氏家训•归心第十六》）

  尽管颜氏认为儒家和释家“本为一体”，但两家相较而言，释家“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正因此，有论者提出颜氏思想为“佛儒一体论”[2]或为“援佛入儒”。[3]又有学者提出颜氏的“孝亲观在诸多方面还是有异于先秦儒家思想”，[4]并且开始挖掘颜氏思想的“道家因素”[5]。对于颜氏思想的理解，古今学者，纷纷聚讼。

  考察颜之推思想的研究史，论者们都着力于论证颜氏在哪些因素的影响下有了这样的思想状貌，而没有充分地从思想者主体能动性的角度分析其思想之根性，即思想者始终处于“被影响”和“被选择”的状态，而失却了能动的思想生成机制。这正是此前颜氏思想研究视域的盲区，也是论者产生众多具有较大差异性结论的原因所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社会动乱，诸族并兴，南北文化融合等各方面的原因，儒家思想不复汉代的独尊统治地位。“人”的觉醒是这个时代的主题。“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6]但归根到底是“人”的时代。“人”不再被思想所禁锢，从“被影响”、“被选择”、“被统治”到主动去吸收、去生成、去创造新的思想，并最终汇聚成一股异于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思想潮流。把颜之推看成一个身处这个时期的觉醒的“人”，而不是一个被某种思想所裹挟的附庸，就不难看出，颜氏看似复杂矛盾的思想，《颜氏家训》中看似驳杂内容，都是其对于各种思想的主动选择和吸纳的“我”的选择，因此才会出现：说他是儒家，他不“忠”；说他是道家，他不“玄”；说他是释家，他不能“放下”。颜之推的人格美学追求的是一种以“人”为本体的美学，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执行某一种思想的价值尺度，对世界的判断标准不属于任何一“家”，而属于本体的“我”，因此用儒、释、道任何一家思想去框定颜氏之思想的研究方法都是无效的。

  二、颜之推人格美学的修养论：“礼”与“节-慎”

  《颜氏家训》作为“家训”，具有鲜明的教育指向，这就要求颜之推提出具体的人格品质要求，以培养子孙美好高尚的人格品质、把握正确的处事态度和实现生命的充实完美。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围绕着以“人”为本体的人格美学，提出了“礼”、“节-慎”两大修养要求。

  首先是“礼”。颜之推选择儒家六艺中的“礼”作为其人格美学首要的修养。不论是作为修养要求的“礼”，还是作为“礼”的思想的载体《礼记》，在《颜氏家训》中都多次出现。

  “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1]（4）作为儒家经典的《礼记》，是颜氏从小研读的重要经典，颜氏对其中的内容十分熟悉，信手拈来。

  《礼》云：“见似目瞿，闻名心瞿。”有所感触，恻怆心眼；若在从容平常之地，幸须申其情耳。[1]（61）（《颜氏家训•风操第六》）

  《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起明也。[1]（206）（《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礼》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1]（343）（《颜氏家训•止足第十三》）

  《礼》曰：“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犹遭之，况尔曹乎！[1]（589）（《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

  颜氏不仅是以《礼》的经文作为准则来要求子孙，“礼”的修养更成为颜氏教育子孙立身做人，提升人格之美的重要内容。颜氏认为“礼”的修养在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等各方面都尤为重要，正所谓：“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1]（395）殷外臣在他妻子去世后又娶了一位王氏，但由于他的孩子每次拜见王氏都想起他的生母，失声痛哭，王氏也十分悲伤，不知如何面对，不到半月就请求退婚。虽然是王氏要求退婚，但殷外臣并没有为难王氏，依然“以礼遣”[1]（38）。虽然殷外臣后娶之事颜之推并不赞同，但他表现出的一位有礼君子的良好修养，是颜之推所肯定的。颜之推认为日常生活持家应当节俭，但节俭并不同于吝啬。两者之区别正在于“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1]（42）即消费和施舍合乎礼，才不至于走到吝啬一端。

  颜之推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守礼法的行为，都在《颜氏家训》中直接予以指出和批评，以表明自己的立场，提醒子孙要引以为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顇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1]（48-49）颜之推对于当时黄河以北地区夫妻间相互唱和的礼节沦为轻贱的称谓明显持批评态度。上行下效，一家的主人人格低下，修养不高，其下人必定也是如此：“晋文公以沐辞坚头须，致有图反之诮。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1]（124-125）因此，重视礼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个人品格修养，更在于家风、门风、世风的提振与净化。颜之推始终坚持“礼无明文，则吾不取”[1]（77）的原则立身行事。“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对，于礼未通。”[1]（87）虽然是智慧机敏的答对，但由于有违于礼，颜氏不能认同。

  可见，颜之推将“礼”作为其人格美学核心内容之一，其对于子孙以礼立身为人的要求贯彻《颜氏家训》始末。在颜氏人格美学思想中，“礼”主要涵养人的内在人格品质，是贤人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判断标尺。

  颜氏人格美学提出的另一个修养是“节-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由政权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崩溃，加之佛教道教盛行，很多士人都走向玄虚之一端，谈玄说理蔚然成风。颜之推并未盲目跟风，而是走向了崇实的思想。颜氏有着鲜明的崇实观念，在《颜氏家训•名实第十》中，对玄谈务虚的士风进行批评，并告诫子孙立身做事应当务实。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颜之推的崇实观念曾被误解为“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1]（638）而产生这样误解的原因有二：其一，清人以道学家之眼光评价颜之推之崇实观念；其二，清人没有将颜氏的崇实观念放入其所处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评价，因而看不到颜氏崇实观念异乎时代之风的特殊价值。立足于崇实观念，“节-慎”成为颜之推人格美学中与“礼”并立的一个重要修养。从《颜氏家训》中多个章节的标题都可见出颜之推对“节”的重视，如“省事”、“止足”、“诫兵”、“养生”等。

  颜之推所认为的“节-慎”的修养主要内容为：节制而不恣纵，戒慎而不轻薄。

  首先，颜之推要求为人必须节制而不恣纵。他认为行事有所节制，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平民还是贵族都十分重要。“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1]（43）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第五》中认为北方人节制用度的生活习惯才是持家之道，而对江南人的奢侈风气提出批评。不仅是个人治家需要节制，在服药养生方面也需节制，否则养生不成，反误性命。 “近有王爱州在邺学服松脂，不得节度，肠塞而死，为药所误者甚多。”[1]（356）王爱州服药不知节度，最终丧命于肠塞。

  不但普通百姓需要节制，王公贵胄同样需要节制。

  齐武成帝子琅邪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聪慧，帝及后并笃爱之，衣服饮食，与东宫相准。帝每面称之曰：“此黠儿也，当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别宫，礼数优僭，不与诸王等；太后犹谓不足，常以为言。年十许岁，骄恣无节，器服玩好，必拟乘舆；常朝南殿，见典御进新冰，钩盾献早李，还索不得，遂大怒，诟曰：“至尊已有，我何意无？”不知分齐，率皆如此。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后嫌宰相，遂矫诏斩之，又惧有救，乃勒麾下军士，防守殿门；既无反心，受劳而罢，后竟坐此幽薨。[1]（16）（《颜氏家训•教子第二》）

  由于齐武成帝及其皇后对于他们的孩子琅琊王高俨没有节制的宠爱，高俨的性格才会变得骄纵。又因为高俨“骄恣无节”，不知道节制自己的性情，任意妄为，最终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颜之推还在文中特意指出：“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意在指出“节”之重要，不知节制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例子不绝于史，当引以为戒。因此，不论是百姓还是君王，行事有节都十分重要。颜之推更进一步指出，一国之君不但于家事应当有所节制，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施行更应知道节制。面对有人指责当时的佛事“糜费金宝减耗课役为损国也”[1]（372）时，颜之推认为：“皆由为政不能节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穑，无业之僧，空国赋算，非大觉之本旨也。”[1]（372）国君过于放纵而不能合理地节制佛事，既导致了百姓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还使得崇佛反而成了误佛。因此，不论是百姓还是君王，行事有节都十分重要。

  其次，颜之推人格美学中“节-慎”的修养还表现为行事戒慎而不轻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反复告诫子孙为人行事要警惕慎重。在婚配问题上，一定要找清白的人家，而不能以权势、地位和金钱作为考量，否则“或蝟壻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1]（53）在文章写作的学习上，一定要多听亲友的评点和建议，“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1]（257）而在下笔之时，语典的运用，也要谨慎小心，不能有丝毫过失：“北面事亲，别舅摛《渭阳》之咏；堂上养老，送兄赋《桓山》之悲，皆大失也。举此一隅，触涂宜慎。”[1]（274-275）除了不能犯大的过失，在诗文创作中，如地理知识等细节方面，也要谨慎。梁简文帝的《雁门太守行》和萧子晖的《陇头水》，虽然文采出众，但出现了地理常识错误，颜之推认为“此亦明珠之颣，美玉之瑕，宜慎之。”[1]（292）入仕为官，身处朝廷，更应谨慎小心，知道收敛。权不可过重，位不可过高。颜之推告诫子孙：“自丧乱已来，见因托风云，徼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1]（347）

  人足所履，不过数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颠蹶于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于川谷者，何哉？为其旁无余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声名，无余地也。吾每为人所毁，常以此自责。若能开方轨之路，广造舟之航，则仲由之言信，重于登坛之盟，赵熹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矣。[1]（304）（《颜氏家训•名实第十》）

  “礼”和“节-慎”的修养论是支撑颜之推人格美学的两大基石。颜之推之所以强调“礼”和“节-慎”的修养，其深层意蕴在于颜氏认为给生命留有“余地”，人才能保全生命，涵养生命，进而才能拓展生命，而不被各种因素所裹挟致使无法实现人的生命的完整、健康与自由。一旦生命的开拓如“开方轨之路，广造舟之航，”其人格力量必将如“仲由之言信，重于登坛之盟，赵熹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颜之推认为，这样的生命，是富有力量的理想生命；这样的人格，是美的理想人格。

  三、颜之推人格美学与人物品藻论

  品藻即“品评”和“鉴定”。《汉书•扬雄传下》曰：“仲尼之后，讫于汉道，德行颜、闵，股肱萧、曹，爰及名将尊卑之条，称述品藻。”[7]（3582）颜师古注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质。”[7]（3582）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曾有论断：“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8]《颜氏家训》中也有大量的人物品藻，下文主要以分析颜之推对于文学人物的品藻为例，进一步具体地认识颜之推的人格美学思想。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厌；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悔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1]（237-238）（《颜氏家训•文章第九》）

  《颜氏家训•文章第九》开篇一段，颜之推对于历代著名作家进行品藻。由于颜之推几乎对文中提及的三十几位作家都提出了批评，因此引起论者的极大关注。检讨以往学者对于本段的研究，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郭绍虞先生认为：“《程器篇》中历举文士之疵，殆与此节相同；不过，《程器篇》谓：‘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则尤是较为公允的论调耳。”[9]王运熙、顾易生先生认为：“他对许多作家的指责是错误的，……他不能理解某些作家的优秀品质和不满现实、反抗现实的积极精神，而一概目为‘轻薄’。与《文心雕龙•程器》称赞屈原和为文人鸣不平相比，便尤其显得落后了。”[10]朱东润先生认为：“此则饱经世故，遂有此言，未可以为定论也。”[11]近有佟艳光博士阐发新论，在论及《颜氏家训•文章第九》开篇这段人物品藻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情性将文章与文人品行紧紧连在一起，相同的情感模式在本属于不同门类的文学与德行之间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同构关系，从而实现了南北朝文德论质的飞跃，为隋唐主张文品与人品一致的‘文如其人’说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颜之推之前因为南北朝文德论的研究对象即文人品行与文学并无必然联系，而始终游离于文学之外，所以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南北朝文德论并不能算作文学思想，只有在颜之推文人文德论的诞生以后，它才真正成为文学思想理论的组成部分。”[12]

  上述观点中，郭绍虞先生认为，虽然同样是批评作家品德之疵，但《程器篇》更为公允。言下之意是颜之推在本段中对作家的批评有失公允。《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与《中国文学批评史》持论基本相同，都是以对这些作家的“历史定评”为标准，从事实层面否定颜之推的判断。两书作者都未着眼于颜之推论断与“历史定评”的矛盾，进一步研究颜之推思想的特殊性。佟文则从价值方面充分肯定了颜之推在文人文德论方面的开拓性意义，但其立论基础却颇为值得商榷。佟文肯定颜之推文人文德论在文学思想理论上的开拓性意义的基础在于，其认为颜之推“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 [1]（238）的论述，是以“情感模式”在文学和文人德行之间建立了“同构关系”。在逻辑上，所谓“同构关系”有两种情形：一则创作者自身人格修养高，其创作的文学作品自然高妙；二则正好相反，创作者自身人格修养较低，而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却有高格名句。佟文中的“同构关系”当与颜之推于文中原意相一致，即为后者。倘若就《颜氏家训•文章第九》的开篇一段而言，佟文似乎没有错解颜之推之意，但通观本章，就不难发现颜之推的观点并非佟文所认为的文人品性与其创作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同构关系”）。在评价屈原、宋玉、阮籍、嵇康等人的这段论述中，颜之推对于他们的人格品性是否定的，但对他们的文章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他们是为文之“翘秀”，即属于创作者自身人格修养较低，而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却有高格名句的情况。

  颜之推述及其父，不但人格品性是“不从流俗” [1]（269），其文章也“甚为典正” [1]（269）。颜之推对于自己没有保存好其父的文章，“衔酷茹恨，彻于心髓！[1]（269）由此可见，文章是否有高格名句，与创作者的人格品性并无必然之联系。佟艳光博士由于没有全面分析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因此其结论有失偏颇。

  最后看朱东润先生的论述。朱先生既不是按照“历史定评”评价颜之推的文人品藻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也不是直接论断颜之推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学术价值，而是给出了一个判断：“未可以为定论也。”朱先生认为颜之推对于历代文人的这段品藻所表达的不是颜之推的观点，或者不是颜之推观点的全部。朱先生以其对于颜之推思想的把握以及敏锐的理论触觉，发现此段与历史定评相矛盾的人物品藻以及颜之推对于文学与作家关系的论述的复杂性，可能存在着更深层的理论问题。

  本文认为，《颜氏家训•文章第九》中对于历代著名作家的品藻与他们“历史定评”之间的矛盾，以及颜之推论述中文学与作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其深层原因在于颜之推人格美学所具有的独立品格。颜之推的人物品藻是其人格美学的实践，其审美对象是“人”，而颜之推的艺术美学则是通过其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评赏体现。所谓人物的“历史定评”，是历代共识的一种“公共表达”。但是“公共表达”并不能裁判“私人表达”，更不能替代“私人表达”的意义和价值。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的人物品藻，不论是作家还是其他人物，依据的都是其对于“人”的审美标准，做出符合其人格美学思想的“私人表达”。这正是其人格美学思想的独立价值所在。同样的，其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也具有独立性。其实，颜之推是有明确的文学审美标准的：“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1]（267）颜之推对于具体作家作品或者文风的评价都以此为审美标准。因此，他并未因人废文：他批评屈原、宋玉、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三十几人的人格，因为这文人“轻薄”，并不符合颜之推的“礼”和“节-慎”人格美学。但颜之推因这些作家的作品符合其艺术美学之标准，同样肯定了他们乃历代作家中之“翘秀”，有“才华”。

  四、结 语

  颜之推的人格美学思想是颜之推思想中十分特出的一个面向，其人格美学思想所具有的独立品格既独标当时，又暗合魏晋南北朝思想解放的思想潮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珍贵的思想标本，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现在学界对于颜之推及《颜氏家训》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其研究价值仍然尚待进一步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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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2.

  [12] 佟艳光.南北朝文德讨论的终结——颜之推的文人文德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