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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灰色的彼得潘 发布时间：2021-04-20 11:22:54

  小时候买了两套，第一套是这个，另一套是少一些的大长篇，但也有二十多本一小盒了，数不清带给小学时候的我多少快乐时光了。。

• 作者：亚洲铜 发布时间：2016-02-16 15:43:35

  在2016年的一场春雨中买来读完，感动于一本杂志的传统和那么多鲜活的采访故事，让我第一次觉得在中国，记者这个行当不应当是青春饭。

• 作者：Franklif1 发布时间：2022-06-04 05:24:21

  @2022-03-03 21:56:45 @2022-06-04 05:24:21 @2022-03-03 21:56:45

• 作者：梦里梦里梦~ 发布时间：2021-02-18 15:58:57

  写的不太易懂

• 作者：我在毕业季纷飞 发布时间：2023-06-05 14:12:40

  不会再买的书。

• 作者：法萊詩蒂 发布时间：2021-12-21 20:52:37

  还是有装订的问题，以及有些人物明显长相相似

• 【转】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序、再版序、增订版序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7-08 23:50:40

  序

  包括中国、朝鲜、蒙古、印度、伊斯兰以及日本在内的东方社会的课题，是我们首先必须提到的现实问题。本书中，我试图通过法的历史来分析，作为东方社会主体的中国社会，迄今有过什么样的课题，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并正在什么样的道路上迈步前行。

  昭和二十三年（1948）以来的最近数年间，我一直在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东方法制史课程。这期间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构想，这就是本书的前身；而与权威主义相关的各种问题，也就成为了一个基本的框架。我并不想仅仅就东方的法作单一的考察，东方的法的独特地位通过与西方的法作比较，也是能够加以探究的（其例可见原田教授《罗马法的原理》，请参照）。此外，我还考虑，无论东、西方的法是同是异，我们都可以从东方发掘出有助于进行法的体系比较的资料，以便加深对法的本质的理解。中国社会还有很多混杂在一般谚语里的法律谚语，以之与德国、法国的法律谚语作对比研究，想必是有价值的吧。故本书收录了一定数量的法律谚语。

  我最初的研究论文发表于昭和四年（1929），是有关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的。自那时以来笔者所发表的各种研究的要点，基本上都被本书吸收，放置在各章节之中。在本书的构成中占居主要位置的，则是笔者近来所写有关中国农村家族及行会（guild）的研究报告。本书是笔者以往研究的全面总结。这些研究中，有不少地方得益于中田博士的指教，对于博士长久以来所给予的热心指导，由衷感激之情难以抑制，因此我想将本书敬献给博士。

  有关东方乃至中国的法制史研究，学界积累的成果不多，较之日本、西方法制史的研究相对滞后，今后可以开拓的领域还很宽广，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还很多。如今我答应撰写所谓概说性著作，有如要采摘青涩未熟的果实一样，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任务。然而在我国，迄今为止，还只有浅井教授在距今约半个世纪之前出版过一本概说书，该书与其说是对法和社会进行分析，不如说是以制度框架作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它与各位中国学者的著作一样，与我所追求的目标还相距太远。我致力于消除这种差距，同时，拟通过在整体上展示有待今后解决的问题，为开始新的研究作准备，而不想使本书仅成为我以往研究的总结报告或一部单纯的概说书。

  本书卷首载有斯坦因探险队在敦煌发现的唐永徽令（从今年算起，此令恰好在1300年前制定公布）残卷的插图。插图所依据的照片，乃有劳于白鸟清教授去年为我从英国博物馆弄到手的，当时还取得了博物馆当局的出版许可，值今日本书印行，谨向白鸟教授及博物馆当局致以谢意。

  昭和二十六年（1951）十二月二十八日

  再版序

  谈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革命思想，不能无视17世纪也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他没有致力于统治权力的正当化，也没有使自己的良心屈服于权力，而是远承孟子的思想，对现实的统治体制及支持这一体制的儒家流派持批判的态度。正是那个朱子学剔除了孟子革命思想的精髓，并为现实的统治体制提供了稳固的保障。但是读了他的著作，我感到他的法思想中具有《孟子》等书中未能见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对之在法史学视野下进行考察和处理，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做得很不充分的，有鉴于此，我想略说两句，权充再版序。黄宗羲认为，法之得以为法，首先就在于法是“为天下人民的法”这一点。对他来说，为当权者肆意统治服务的法，乃是“非法之法”——他否定这样的法。

  他说：“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因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也就是说，他把法的价值标准明确地放在“为天下人民的法”这一点上。他还说：“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他又指出，即使是非法之法，那些迂腐的学者却因其为祖法之故，以为不应改变。不仅在法的理论方面，而且在法的实践问题上，他都清楚地表明了对非法之法进行抗争的态度。他的思想，可以说有复古的一面，但同时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尽管黄宗羲的思想在清末得到高度评价，但因其深刻批判当权者之故，在他死后即受到禁压。在专制主义制度下，“人民的自由反而是法的敌人”（中田博士），确实是如此。另外，他的思想与当时普遍的农奴解放运动（参照本书第八章）也是相对应的。在这种意义上，他的思想具有现实性。对法有最终决定权的通常是统治者，虽说如此，对于被统治者保卫并试图扩大自己的支配领域——这样一种现实的力量，却也不能评价过低。如果说力量的对抗在社会意义上是“权利”成长的原动力的话，那么它也是法的变动亦即法的历史的社会基础。

  值此再版，就大学讲课时所补充的实例部分，对本书或多或少有所订补。凡订补之处，无论正文还是注释，原则上都以“［补］”作为标示。初版问世不久，就得到间野潜龙氏的指点和激励（《史林》第35卷第3号，昭和二十七年［1952］十月），后来又相继从多位先生那里得到同样的教益，使我的好几处疏误也因之得到纠正。谨记于此，以表感谢之意。

  昭和三十年（1955）六月二十七日

  增订版序

  本书的构想形成于昭和二十三年（1948），三年之后初版问世。其后即使有些方面需要修订，也只作了部分的订补，其订补部分以“［补］”字作为标示。这个增订版仍然仿效以前的做法。只是鉴于今日研究的进展情况，仅仅作这样的订补已不能令人满足。因此，这次决定出增订版，首先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增订。

  第一个方面的增订是增加了有关村落法及占有保护的两个补章。对于我来说，这是准备提出的新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增加了有关土地改革法和新婚姻法的两个补章。历史不仅仅存在于过去的岁月里，现在和未来也都将融入历史的发展中。我对历史的观察，是与现在联系在一起的，毋宁说是以现在为出发点而面向未来。因此若将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置之度外，就不能对中国历史，对中国独具特色的法的历史，作完整的把握。实际上，对中国的过去，是要联系新中国的变革也就是对过去的否定中，才能够理解的。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修订增补，也还不够全面。比如在初版时的文章中，有“近来”、“近年”、“今日”之类的用语，时过境迁，今日已只能写作“革命前夜”了。类似这样的失于修订之处，特别恳求能得到宽容。另外，我一直在修订以往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加上新稿，题名为《中国法制史研究》，最近已公开出版了三册。其第一册为“刑法编”（昭和三十四年三月出版），第二册为“土地法、交易法编”（昭和三十五年三月出版），第三册为“奴隶、农奴法及家族村落法编”（昭和三十七年三月出版）。预定收录于第四册的，以“法和习惯编”（律令格式及其他）、“法和道德编”（包括法意识、道德意识的变迁）等两编为主。敬请读者留意的是，为避烦杂，本书在参考文献中提及这些著作时，原则上只注记“参照增订版序、一、二、三或四”，当出现这样的注记时，即指上记各册中相关的章。

  在这个增订版中，作为增加的图版，有伯希和新近在敦煌发现的唐律残卷（则天武后时代，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及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唐代的解放奴隶文书（英国博物馆藏，东洋文库原版）。前者承蒙内藤教授惠允，依据其论文采入，后者则依据拙著。

  昭和三十七年（1962）十一月十五日

• 《论语新绎》序论

  作者：后浪 发布时间：2018-09-06 10:38:07

  

  一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附近）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年七十三岁。

  他幼年孤苦，但从小就爱好学问。当时鲁国虽然不强，但文化气息却极浓厚，他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早已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

  他长大后想学以致用，曾做过管理粮食账目和牛羊畜牧的小官，也做过鲁国的小司空、大司寇，负责农工、司法行政的职务，但时间都不长。后来他离开鲁国，游历齐、宋、卫、曹、郑、陈、蔡、楚等国，看看是否能被任用，以便施展抱负、实现理想。可惜道术不同，事与愿违，他在经历几次危难之后，不得不又回到鲁国：一方面整理文献，从事著述，修订《诗》《书》，编次礼乐，撰写《春秋》；一方面开创私学，广收门徒，以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主张有教无类，顾及因材施教，不但重视学识的充实，而且也注意品德的陶冶。他的学生前后一共有三千人之多，杰出的有七十二人。因此，他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

  二

  《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行的典籍。虽然全书只有一万五千多字，但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并且得到很多关于为人处世、求学做事的宝贵教训。这些教训两千多年来只要是读书人，甚至是不识字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可以说上自帝王公卿，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奉为治国修身的圭臬。尤其从宋代朱熹以后更是家传户诵，成为我国人人必读的文化遗产。即使到了今天科学文明日新月异，但《论语》这部书仍然历万古而常新，不失其时代意义。有人说它是我们国人的“圣经”，实在很有道理。

  三

  《论语》这部书的命名，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可见“论”有“论纂”“编撰”的意思，“语”是语言，指孔子所说的话。许慎《说文解字》说：“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论语》一书，有孔子的直言，也有他与弟子及时人的论难之语，因此，也可以说，“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编纂起来的意思。

  《论语》固然不是孔子亲自编撰的，但也不可能是某一个弟子所编撰的。因为它集合很多片断的篇章而成，前后篇章的排列次序往往没有什么关连和道理，文字和内容也有些重复的地方。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弟子各有记录，后来才汇编成书的缘故。但究竟是哪些弟子所编撰，却无法确定。另外，从《泰伯篇》第一章等篇章看来，《论语》中不但有孔子弟子的记录，而且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记录。曾子、有子，甚至子张、子夏、闵子骞的学生，都可能是某些篇章的记录者。据柳宗元《论语辨》的推断，最后编定《论语》的人，应该是曾子的学生。

  我们可以这样说：《论语》这部书，在春秋末期已由孔子弟子开始记录，但到编辑成书时，却已是战国时代的初期了。一九七三年在河北定州八角廊的汉墓中，发现的《论语》竹简残本，虽然研究者对其著成年代的看法颇不一致，但认定它成于战国至西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五四年）之间，则不成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论语》，可以说已大致成形了。

  《论语》传到汉朝时有《鲁论语》、《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三种不同的本子。篇数、篇目和编次都不尽相同，文字也有一些差异。西汉末年，汉成帝的师傅安昌侯张禹把《鲁论语》和《齐论语》融合为一，删去《齐论语》中的《问王》《知道》二篇，篇目则以《鲁论语》为依据，号《张侯论》。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以至我们今天通行的《论语》本子，基本上都以此为依据。

  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主，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作《论语注》；此后，魏代何晏的《论语集解》，梁代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宋代邢昺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些书在注释方面，都有一定的成绩，是阅读《论语》时，值得一读的参考书。

  四

  南宋著名的词人辛稼轩曾有《读语孟二首》：

  （一）

  道言不死真成妄，佛语无生更转诬。

  要识死生真道理，须凭邹鲁圣人儒。

  （二）

  屏去佛经与道书，只将语孟味真腴。

  出门俯仰见天地，日月光中行坦途。

  把《论语》《孟子》比成太阳和月亮，可见他对《论语》《孟子》之推崇备至。他的这些话，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可是，我对佛经与道书的看法，却与稼轩不一样。我一向认为儒、道、释三家各有各的价值，尤其是《论语》《老子》《六祖坛经》三书，更是想认识我国历史文化的人不能不读的三本“圣经”。大体而言，《论语》教读书人如何进德修业，《老子》教统治者如何清静无为，《六祖坛经》则教万方俗众如何明心见性。我以为这三本“圣经”，它们说教的对象，代表三种不同的社会阶层，也代表三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但它们为人揭示安身立命之方，则无不同。因此很久以来，我早就想为此“人生三书”作一些推阐评述的工作，还曾经用稼轩韵写过这样的一首七绝：

  圣经何必分先后，大道从来不可诬。

  我自瓣香三教在，参禅学老更崇儒。

  因为有此信念，所以我在一九八○年前后，曾应《台湾新生报》石永贵社长之邀，以白话译解《论语》全书，在该报连载，后由该报出版，书名即定为《白话论语》。由于得到当时台湾省政府及若干县市政府的推广，作为社会公益书刊发行，几年间竟然印行近百版之多。到了一九八三年秋，还由台北市政府将拙著与辜鸿铭英译的《论语》，合编印成《论语中英文合订本》，分送台北市各国际观光旅馆，供旅客参阅。我虽然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版税，但作为该书的译解者，仍然觉得受到莫大的鼓励，因而更坚定了我要完成译解“人生三书”的想法。

  不过，从一九八○年代中期起，我因为参与中正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后来又出国长期在海外讲学，工作过于繁忙，这个愿望不得不中途停辍。一直到一九九九年秋，自香港退休返台，才又提笔继续这“人生三书”的撰写工作。

  首先，我修订《白话论语》一书，增订后易名为《论语新绎》，交给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并曾作两首诗来表达我当时的愿望：

  （一）

  向来我亦圣为师，论道参禅未是痴。

  最爱春衣已裁就，冠童舞雩咏归时。

  （二）

  敢言译解费功夫，但愿人人识正途。

  忠恕终归仁一字，请从平淡契真吾。

  我认为要译解“人生三书”，当然应该先从《论语》开始；要重新阐述《论语》的道理，当然要先从读懂《论语》、明白它的文字开始。

  五

  《论语》是语录体，对古人来说，虽然明白如话，但对现代一般人来说，毕竟已是两千年前的古语，并非人人所能阅读。即使有前人的注解，但同样是文言，对一般读者不一定有多少帮助。所以用白话把它译注出来，这种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不但《论语》如此，《老子》《六祖坛经》如此，恐怕还有很多其他的古书，也需要如此。

  我用白话译注《论语》这部书，就基于这种认识。所以译文力求浅白，注文力求简明，同时采用直译的方式，尽量照原文的句型逐字逐句译成白话，希望读者不但能了解原文的大意，而且能明白每字每句的意义，借以提升初学者阅读古书的能力。例如《为政篇》第四章“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句话，假使要求简练，可以译为“我十五岁立志求学”，但我却直译成“我十又五岁就有志于求学”。目的就是在于使读者对照原文，逐字逐句明白意义。

  当然，书中有少数不易直译或不便直译的地方，只好采用简译或其他的方式。例如《为政篇》第五章“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几句话，直译应是：“死了，埋葬他们依照礼制，祭祀他们依照礼制。”但为了照顾全文不致过于累赘，所以改译成书中现在的样子。又如《为政篇》第二十二章“大车无，小车无”这两句话，实在不易直译，所以只好先译为“就好像大车子没有，小车子没有”，然后加注来补充说明和的读音和意义。书中引用《诗》《书》等古书的地方，也都用这个办法。像这类没有直译的篇章，为数并不多。

  其次，对于历来有歧说异义的字句，通常采用其中一种比较可取的说法，直接译成白话，不另说明。例如《为政篇》第十六章“斯害也已”这句话，有人（像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把它译成：“（这种）祸害就可以消灭了。”这是把“也已”的“已”，看做动词，作“止”解。事实上，《论语》书中如“好学也已”等句，“也已”都作语气词用，而且多作句末助词，以加强语气，本来就是《论语》的特色，所以我不赞成上述的那种解释，译文自然也就采用了另一种说法，但在译文后并不加注说明，以免旁枝蔓延增加篇幅。通常只有在译文采用的说法，和原文的字面意义有所出入，或担心初学者不懂，或跟现代的用法不同时，才会另外加注补充说明。例如《学而篇》第四章“吾日三省吾身”的“三”字，我在译文中采用“三”为虚指、表示“多次”的说法，所以才特别加注解释。基本上这本书的译注，是以“直译”为主，以“注释”为辅。

  在“注释”和“直译”之外，为了帮助读者更能了解书中各篇各章的旨趣，在每一篇之前都有介绍全篇的提要内容，而在每一章之后则另加“新绎”，对其字句的音义、写作的技巧以及文字背后的含意等等，作种种不同的补充说明。少数例外，例如《学而篇》第一章对每一字句的析论，例如《微子篇》第七章对荷蓧丈人“植其杖而芸”的解说，它们都有示例的作用，也有比较完整详细的说明。

  另外，因为时代观念的不同，书中有些篇章恐怕难免会引起一些读者的误会。像《泰伯篇》第九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阳货篇》第二十二章“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第二十五章“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等，这些话大概都会有人表示异议。我觉得读书原来就不可以辞害意，也不应该以今律古，所以这种地方，除了在“新绎”中稍作提示、说明之外，都不多加解说，希望读者自己去神领意会。

  六

  最后，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本书时作对照之用，笔者特地根据朱彝尊《孔子弟子考》、姜可久《四书人物辑略》、诸桥辙次《论语人物考》以及历来各种孔子年谱资料，新撰《孔子年表简编》一种，作为本书的附录。所谓“简编”，就是不求周全的意思，目的不过是方便读者对照参考而已。它也像本书的其他部分，我都曾做了多次的修订和改写。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想书中一定还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希望读者多多指教，以便修订时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