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展市场营销/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旅游与饭店管理及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系列规划教材 pdf mobi txt 2024 电子版 下载

暂无相关简介，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目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内容，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会展市场营销/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旅游与饭店管理及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系列规划教材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会展市场营销/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旅游与饭店管理及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系列规划教材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会展市场营销/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旅游与饭店管理及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系列规划教材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其它内容！

• 作者：烤雞 发布时间：2009-03-07 18:56:54

  大學生涯宣告終結。

• 作者：拉布拉布 发布时间：2020-04-12 23:55:44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为什么会对老牌帝国主义 中老年白人男性的牢骚有如此共鸣啊。说好的屁股决定脑袋呢，为什么看过之后，甚至产生了自己构思人物 情节的冲动啊。

• 作者：长安局大易 发布时间：2018-06-10 16:32:35

  喜欢

• 作者：土豆 发布时间：2016-06-05 19:12:03

  战胜精神焦虑症，不是彻底消除它，而是明白，它可能会再出现，但是它并不要紧。

• 作者：一瓢之饮 发布时间：2016-09-23 15:45:51

  读了几个章节，挺有趣的。但毕竟教科书。

• 作者：飞 发布时间：2022-08-18 23:32:51

  有几篇很有启发，有几篇不太紧扣主题，但总体还行

• 笔墨终究未化开

  作者：451½°F™ 发布时间：2011-10-13 16:11:18

  武侠研究者喜欢把金古二人的写作风格做绝对化的比较，而说到风格一事，金庸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发现其从“水浒传”到自成一派的发展，其变化也是渐进式，而读早期的古龙小说，则完全不可预测其后来会变成如今大家熟知的模式。

  在第一部小说《苍穹神剑》的评论中，“烂尾楼”成了这本书的最大标签，而在第二本《月异星邪》中，应该承认的是古龙的文笔，对于情节的设计和安排都有了相当的提升，在某些伏笔和悬念的构思中已经略有了未来“古龙风”的雏形，但是关于“烂尾”的诟病却依旧不脱，最主要的毛病就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和“草草落幕”两个，前者毛病最大体现在岑璨这个人物上，作为故事主线发展首先出现的人物，一开始甚至会被认为是主人公卓长卿，但是他在云家庄大闹一场之后，就如果在雨中的水墨画人物一样，逐渐褪色而去，在天目山下和温如玉的婢女大战被擒后又设计逃走后便无下文了，仿佛他的目的仅仅是作为万妙真君尹凡出场的引子，却对整个故事的发展没有任何的帮助（作用甚至不如后文打酱油出场的铁达人和石平），相比于整个故事中前前后后出现的各类配角，实在对古龙在这个人物身上消耗诸多笔墨理解不能；关于后者的毛病则主要体现在两处，第一当温如玉要求卓长卿战胜众人娶温瑾，而后卓长卿又被尹凡告之温瑾和温如玉有杀亲之仇后，本来围绕着温氏母女和卓长卿三人间应该会有一场错综复杂的发展（如果在金庸笔下，可以想象误解、猜忌、争斗、利用等诸多情节必然会源源不断），而古龙居然用了最简单最低能的办法去化解，白白浪费了可能是这个故事中噱头最足的支线，第二当是故事的结尾，自然想对于《苍穹》又烂又死光光的大惨剧而言，《月异星邪》好歹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尾，但是却依旧和前作一样，还没有等读者回味，就匆匆收笔，就像云中程一下子结果了欲说什么的尹凡一样，古龙难道是生怕自己再多笔又会引出什么自己控制不了的情况吗？

  当然去掉了这两个硬伤，这部书还是有所称道的地方，就是塑造了温如玉和尹凡这两个复杂的反面形象，关于温如玉的形象，应该会成为正面评论本书的一个具体证据，一个因为先天伤害而扭曲的魔鬼，依旧有着对于常人情感的追求，，魔鬼亦有追求真善美的意愿；而尹凡的形象则是一个类似《幕后凶手》中诺顿式的教唆者，这样的人洞悉人性和人性的弱点，却利用这种弱点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尹凡才是这个故事的终极反派，而这样的人物形象也会一而再三地出现在古龙的故事里。

• 不只是美国货币史，更是一部近现代金融史

  作者：Elairene 发布时间：2022-11-15 21:01:59

  所谓金融，即指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

  早期金融学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家对货币问题的分析，尤其是货币本质还有货币数量的问题。可以说货币对金融领域的发展和完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弗里德曼所著的美国货币史一书，以历史为主线，研究了美国从内战重建时代直至二十世纪中叶近一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历程，详细讨论了货币政策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

  并提出了在当时十分新颖的一个观点，即 20 世纪 20 年代的繁荣后期，美联储施行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将正常的经济衰退转变为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不但让我回顾了这一百年来美国货币的发展和货币政策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也开始让我思考在科技发达，支付手段多样化，以比特币为首的大量数字货币逐渐引领市场风潮的当下，一个多元化的货币系统又将带领我们书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

  这本书将美国货币的发展历史总结了一共为九个时期，它们分别是绿钞时期， 银元政治导致的价格长期下降时期，黄金通胀和银行改革时期，联邦储备体系时期，大萧条时期，新政时期，货币经历周期性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通货膨胀时期以及货币政策的复苏时期。

  而在这九个时期中，作者又重点给我们介绍了大萧条时期与新政时期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变化。这本书通过分析货币存量对历史中重大事件的影响，从美国货币发展的这短短一百年的历史来看，作者认为，除了一些短暂的商业周期现象之外，经济扩张与物价上涨之间没有什么有规律的联系。 这一结果也和联合国报告的中的调查结果相一致，但联合国当时使用了完全不同的非货币理论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联合国在全球范围的调查中发现，各国的扩张速度与其在扩张时国内所存在的通货膨胀程度之间并没有什么相关性，而美国货币史无疑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相当有力的数据和历史佐证。

  美国货币史的绿钞时期为自 1867 年至 1879 年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内战因素对金融的影响占据了支配地位。

  1862 年年初，受到北方为战争融资发行货币、外贸混乱、战争带来的金融整体不确定以及财政部筹资策略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联盟通货对铸币的可兑换终止了。美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是完全自由浮动的，且采用了合法的信用货币本位——也就是所谓的“绿钞本位”， 虽然作者认为这个时期有两个货币本位同时存在，即绿钞本位和黄金本位。这可能是在浮动汇率下美国官方交易对黄金和外汇市场均无重大影响的唯一一段时期，也只有在这一时期，绿钞和黄金这两种同时用于国内支付的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是自由浮动的。最终，在美国货币的绿钞时期，美国的物价水平下降了将近一半，与此同时经济却在继续高速增长，向被现今广为接受的通货紧缩和经济高速增长不能共存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作者总结说，“在国外购买黄金的所带来的滞后反应”在这段不可兑换期结束时，使得经济复兴变得更加困难。值得一提的是，李嘉图(Ricardo)在 1815 至 1821 年期间担任议会议员时对英格兰的银行提出来同样的批评，但后者所对应的是英镑恢复可兑换的日期，而非美元。

  1879 年美国恢复了金本位制度，标志着从此美国货币踏入了银元政治的时期。

  这段时间主要被分为四个界限分明的阶段，即

  周期性扩张阶段，周期性紧缩阶段，相对稳定时期和银元政治结束时期的混乱期

  。这一段历史对 19 世纪后期的白银政策进行了很好的描述，虽然作者不曾提及曾出现的银币铸币的问题，且新政时期的白银政策对中国曾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这段历史所对应的时间应为清代晚期，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西方的银币开始大量流入中国，由于西方银币形式划一，使用方便，所以在社会不胫而走，市场上出现了用外国银币套购中国白银的现象，引起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对我国当时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作者在这段时间的叙述中向我们列举了大量当时的数据，但是却忽视了美国外其他经济体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如 1873 年到 1879 年的紧缩，不只是出现在美国境内的紧缩现象，而是一种全球范围内所出现的通货紧缩。

  这本书中对美国联邦货币储蓄系统提出了许多批判，但也不乏对其建树的总结。为了促进货币的稳定，银元政治之后的大约三十年货币存量的不稳定性比美联储在本书所覆盖到的数据范围内所经历的任何时期都要更大。作者在这部分里面主要考虑了美国境内的一些政治因素，和该时段后期的两次世界大战本身对经济系统所造成的冲击，也许这只是比较陈旧的经济系统并不能经受住这两场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压力的考验，或者作者只是过度强调了美联储对“信贷政策”中“贸易需求”这一理论的思考。虽然作者也引用了一些其他情况对该问题进行相关说明，但是人们会认为这种解释在 1922 年之后并没有在政策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 如果我们仅仅只看 1922 年至 1929 年，还有 1951 年至 1964 年这两个时间段的话，人们也许会更加看好美联储所带来的好处，而忽略那一段有战争压力的时期。联储委员会注意到银行贴现率在整个 1919 年低于当时市场利率，这加剧了货币扩张，进而加剧了通货膨胀。联储力劝银行区别“必要和非必要信贷”，作者认为这对联储逃避责任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是该方法并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扩张，美联储在当时的表现是“无能”的，它在所处的时期所采取的措施有着如此明显的疏漏和错误，以至于遭到了后来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谴责，在美国中立初期，联储不作为并不是因为它缺乏控制货币扩张的技术能力。

  在这种对于历史的问题分析中，解释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于概念的选择。在这部分中有三个基本概念被作者不断地使用，这三个概念分别是高能货币，通货-存款比率，和准备-存款比率。

  由于联邦储备体系的干预，高能货币的组成有多种划分的方法。其中最直接的方法是依据公众或银行持有的形式将其分为：联邦准备券， 财政通货，联储存款，金币和金币券等。但这一方法的问题就是在于它没能从总体上区别信用货币和非信用货币的因素。简单来说，就是指处于流通界为社会公众所持有的现金及银行体系准备金(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的总和。 因为高能货币又被称为基础货币，那么是否意味着高能货币和货币的总存量直接存在着多种联系呢?而这些货币在法定储备金下调时或其他原因流通到市场上，将因为货币乘数的关系产生很大的货币流通，“只有货币发行机构，而没有任何其他金融机构或不发生任何货币信贷关系”时存在。作者当时在分类时，可能是通过参考由当局“创造”的整个货币存量的那部分来进行分类，以及黄金还有白银的流入量，中央银行票据可以在此基础上列入，但是这会相当的不稳定。因为这些票据的数量取决于所需的特定资产的数量，而后者的数量是由当局规定的。 尽管如此，中央银行票据和中央银行存款之间的区别，都是由国家银行的贷款活动产生的。而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当局的政策反映在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持有的存款数量上，而当局在提供票据方面基本来讲是被动的，这是因为公众对整体经济状况的需求所致。但是本书中也未提及这种差异。

  上面提到的通货-存款比率，即流通中的现金与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率。这一比率的高低反映了居民和企业等部门的持币行为。通货-存款比率越高，表明居民和企业等部门持有的现金越多，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能力就越弱。还有准备-存款比率，准备-存款比率是指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的总和占全部存款的比重，大小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行为。准备-存款比率 越高，意味着更多的货币没有参加银行体系对存款货币的多倍创造过程，所以， 货币乘数就越小。从书中作者给我们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这两个比率在一些程度上说明了总货币存量和高能货币的数量之间的确存在相关关系，这些比率被称为货币存量的“近似”决定因素。但是两个比率在货币存量中是否真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呢?比如对于通货-存款比率，这个比率的数值可能是经过人们选 择之后的结果吗?作者在文中提到，联邦储备体系控制着高能货币的存量。 因此，如果通货-存款比率保持不变而不是上升， 联邦储备体系可以增加高能货币的存量以达到货币量的实际增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数据分析把货币存量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归结为高能货币的增加，而与通货-存款比率完全无关。它作为货币存量的决定因素也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公众持有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其 中部分必然受到国民收入货币价值的变化的影响，同时银行存款的数额也可由当时的政府当局决定，如果当时的政府当局减少银行存款的数量，在货币价值保持相对稳定时，公众可能并不能及时补充上这一部分的存款，因为有一部分费用需 要用来供人们来用于平时支付。英国当时的数据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在 1954 年至 1963 年间，伦敦清算银行的经常账户(活期存款)增长了 10.0%，而存款账户(定期存款)增长了 21.8%，经常账户和存款账户合计上涨了 17.6%，流通的货币上涨了43.1%，国民收入的货币价值增长了 66.1%，因此通货-存款比率下降， 但是这并没有反映出公众对持有货币或是将其存在银行两种选择之间态度的任何改变。但是持有货币显然是在追逐国民收入的货币价值的增长，因为支付工资， 购物等都需要一定数额的货币，但是这部分需求会随着国民收入的货币价值的增长而上升。同样的，存款增幅相对较小可能只是反映了当时的货币政策，自 1954 年起货币当局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扩张政策，这也许与 1954 年的流动性过剩有关。 公众不得不减少存款，而此时他们又不能达到原来程度的消费水平，而当局无疑要提供公众所要求的尽可能多的货币。在这样的视角下，将通货-存款比率解释为公众的观点变化无疑是有些勉强的，这个比率的变化更像是因为当局没有按照国民收入货币价值的增长比例而上调货币存量而造成的直接影响。而另一个决定因素，准备-存款比率，作者在书中论证，准备-存款比率的持续上升反映了三个相互抵消因素变化的净效应:(1)法定准备金与存款的比率因定期存款比活期存款增长更快而下降;(2)法定准备金与存款的比率因成员银行存款比非成员银行存款增长更快而上升;(3)持有的准备金相对于法定准备金下降了。而当时的数据显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准备-存款比率在英国几乎没有改变。人们相 信，它在战争之前的十年或更长时间内都是这样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在美国的货币体系下，作者指出了超额准备金反映出成员银行在没有获得不平衡投资组合的情况下，无法找到任何使用这些多余资金的方法这一事实，他认为，当超额准备金增加时，这是由于银行希望可以增加自己的流动性。而美国准备-存款比率在 1940 年至 1942 年的上升，是否可能还有相对更简单的解释?或许这一上升是因为一些地区发生了一些骚乱，使银行需要向客户提供更多的钱，而在之前， 银行的客户也许并没有这种需求。由于银行纷纷减少超额准备金， 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比率上升。 尽管该比率的上升可以增加货币存量， 但这种影响却被存款通货比率的同期下降而抵消。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货币的流通速度的问题。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它的周期性变化，虽然这个趋势长期来讲是下降的，可是也有相当大的上升趋势。在这本书的第十二章，作者向我们解释了战后货币流通速度上升的一些原因，作者将这种长期下降趋势归因于同期发生的人均实际收入的上升，但作者也提到，如果依此推断，货币流通速度长期的下降趋势没有理由不延续下去，但实际却并非如此。也许这个问题也能找到其他不同的解释，在这相当长的几十年时间中，流通速度本身是否可能是一个难以解释的货币变动部分(残差)?如果我们假设通胀压力占据上风，由于实际总需求过剩(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将导致价格上涨， 但是如果当局并没有同时按照比例增加高能货币，然后速度将作为残差项上升。 当然，个人可以出售证券，但这并不会影响到可用的总货币存量，尽管它可能会提高利率，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人们无法将总货币存量补充到一个所需的水平， 因为可供补充的这部分钱并不存在。人们不得不少花钱，减少自己的之处，而这时需求总量过剩，需求猛增，价格将继续上涨。虽然较高的利率对国民收入可能会产生阻尼作用，但这并不足以将货币的流通速度降低到以前的水平。所以如果我们把上述各项考虑的因素进行综合，似乎也很难解释二战后货币流通速度上升45%的一半的原因。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战后对战时因为耐用品缺乏而引起的货 币累积效应的反应。这种货币累积过多的情况是否是由于经济衰退或者只是当局故意多增加其供应所造成的还未可知。作者随后提出了稳定性预期的理论，认为这一变化可能的根本原因是对经济稳定性变化的预期，在其他方面不变时，当个人和企业预期经济状况稳定时，他们愿意以货币形式持有资产，以货币准代替物的形式资产会少于他们预期经济动荡和不稳定状况下的持有量。虽然这一部分的结论是高度实验性的，但是作者认为这依旧是一个比其他因素更为合理的对战后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的解释。

  在这本书的最后，弗里德曼和施瓦兹给我们分析了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所得出的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货币存量的变化与经济状况、货币收入以及价格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个是关于相关性的一个陈述，而非因果关系，且这个结论也无可争议。第二个结论是货币状况的变化与经济状况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高度稳定的;这个结论在本书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的论证中多次出现，也是基本货 币关系稳定性的另一个例子，但这个稳定并不代表没有变化，它在本世纪的大部 分时间内是一直稳步下降的，这个稳定并不意味着在商业周期中不变，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模式:“在一个周期的通胀阶段，流通速度往往会上升，而在通缩阶段会下降。一般来说货币流通速度幅度的直接变化与收入和货币变动的幅度相对应”，所以我们也可将这种现象看为是收入水平的一种稳定，给出第二个结论的最佳解释似乎是第一个结论中所提到的相关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存在。而第三个结论则是货币状况的变化通常有其独立的原因，这些变化并不是对经济运行状况变化的简单反映;这个结论是本书的核心所在，现在我主要根据这个至关重要的第三个结论来对弗里德曼和施瓦兹的这本巨著做一个总结回顾，并提出我自己的一些观点。

  第三个结论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前两个结论都只是揭示了相关性，而第三个结论则将这种相关性转变为一种因果关系。因为如果货币存量的变化是由一些和收入还有价格变化无关的因素引起的，那么这些数量之间的相关性就提供了这种因果关系存在的证据:货币存量的变化会导致收入还有价格的变化，这个假设激发了前面提到过的书中关于短期还有长期变化的陈述，且它也能适当说明 1929 年之后当局给与美联储的关键性关注，但却让这种因果关系变得不具有说服性。作者似乎忽略了经济学家所说的识别问题，经济学家会从这样的假设出发， 即经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和数量是由供需曲线或时间表的交叉点决定的。因此，当价格或数量发送变化时，必然是由于这种供需曲线发生了变化，识别问题就是在这个问题里，去识别到底是哪条曲线发生了变化，但这个识别过程一般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而在这里，弗里德曼和施瓦兹并没有直接考虑这个问题，相反，他们断言，他们根据上面列出的三个决定因素来解释货币存量的变动能力， 表明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货币存量的三个决定因素的变化到该货币存量及收入水平的变化。但是这个故事也可以反过来，比如是因为收入水平的变化造成了所需的货币存量的变化，然后导致货币存量的决定因素带领货币市场走向新的均衡。 如果这两个故事都可以合理解释这种因果关系，那从中做出选择就会变得复杂起来。

  因为弗里德曼和施瓦兹在这本书中主要是写美国货币的历史，所以他们在书中也并未详细说明收入水平应该如何确定，他们也不会去研究它是否是独立于货币存量的。他们所断言的影响货币存量的三个因素，高能货币，通货-存款比率， 和准备-存款比率，是独立于收入水平和价格而进行变动的，而我认为这种说法也不一定准确。而弗里德曼和施瓦兹在书中又强调了本书非常重视关于美国货币在国际视角下的变化，而黄金的变动是高能货币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金的变动又和收入水平还有价格变化息息相关，美联储的通货部分又取决于经济状况， 银行的准备金部分则取决于利率和贷款需求，这两者都与收入水平有关，这些联系的存在表明，也许货币存量变化的决定因素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的变动而引起 的。其实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 1960 年以前货币存量最引人注意的一次变化，即 1929 年至 1933 年之间的经济衰落，或可称为“大萧条”。1930 年货币存量下降的原因是高能货币的下降，这反过来导致了美联储贴现票据减少，贴现率为什么会下降?一种可能性是，银行正在应对股市崩盘后贷款需求的下降。如果没有他们在 1929 年大部分时间所面临的大量需求，那么银行就会购买更少的票据并要求美联储减少贴现票据。而弗里德曼和施瓦兹的观点是， 从 1930 年末到 1933 年。货币数量下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 1930 年末开始的银行倒闭的影响。银行倒闭引起了人们对银行的不信任，从而减少了在银行的存款， 即导致减少了通货-存款比率。但是这个故事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尽管书中已经对 1930 年初的银行事件进行了大量讨论，但弗里德曼和施瓦兹并没有给出该事件独立于股市崩盘后的收入和价格变动的论证。因此，及时货币存量下降是由于银行倒闭造成的，但仍然不能认为这次货币存量的下降与经济活动，收入还有价格的变动无关。其次，利率的变化未能应对 1930 年末银行倒闭的浪潮，这使人们怀疑这波银行倒闭的浪潮在减少货币存量方面的有效性。如果面对稳定的货币需求曲线，银行倒闭已经会相应减少货币供应量，那么货币供应的减少应该至少会造成利率的短暂上升。但利率的上升失败表明:无论是否因为货币供应量的下降而导致了对货币需求的迅速下降，我们仍然可以将货币需求的下降部分归因与经济活动，收入和价格的下降。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收获了许多，

  正如弗里德曼和施瓦兹所言:“自美国内战以来的世界货币历史十分丰富多彩，在追溯其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发现有必要深入研究国内政治，国际经济变化，政治变革以及不同的人在整个货币发展史中的作用。”

  他们对内战期间美国从州立银行体系向国家银行体系转变的意义的重新解释意义重大，这本书中关于货币，历史，人文的探讨，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思考和回顾，对我们如今去建立一个更发达的经济体系而言，依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