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015年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教材系列SAC证券市场基础知识(光盘实战版) pdf mobi txt 2024 电子版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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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证券市场概述

　考点结构

　考纲分析

　要点解析

　第一节　证券与证券市场

　　要点一

　　要点二

　　要点三

　　要点四

　　要点五

　　要点六

　　要点七

　　要点八

　　要点九

　第二节　证券市场参与者

　　要点十

　　要点十一

　　要点十二

　　要点十三

　　要点十四

　　要点十五

　　要点十六

　　要点十七

　　要点十八

　　要点十九

　　要点二十

　　要点二十一

　　要点二十二

　　要点二十三

　　要点二十四

　第三节　证券市场的产生与发展

　　要点二十五

　　要点二十六

　　要点二十七

　　要点二十八

　　要点二十九

　　要点三十

　　要点三十一

　　要点三十二

　　要点三十三

　练习

第二章　股票

　考点结构

　考纲分析

　要点解析

　第一节　股票的特征与类型

　　要点一

　　要点二

　　要点三

　　要点四

　　要点五

　　要点六

　　要点七

　　要点八

　　要点九

　第二节　股票的价值与价格

　　要点十

　　要点十一

　　要点十二

　　要点十三

　　要点十四

　　要点十五

　　要点十六

　　要点十七

　　要点十八

　　要点十九

　　要点二十

　　要点二十一

　第三节　普通股票与优先股票

　　要点二十二

　　要点二十三

　　要点二十四

　　要点二十五

　　要点二十六

　第四节　我国的股票类型

　　要点二十七

　　要点二十八

　　要点二十九

　　要点三十

　练习

第三章　债券

　考点结构

　……

第四章　证券投资基金

第五章　金融衍生工具

第六章　证券市场运行

第七章　证券中介机构

第八章　证券市场法律制度与监督管理

模拟试卷

各章练习答案及解析

模拟试卷答案及解析

后记

　　魏伟，一线培训机构主讲老师，中国证券协会核心成员，授课经验丰富，多次担任证券资格考试命题组成员。

　　钟建，东方证券研究员，常年从事证券从业资格考试辅导，具有多年的考试辅导经验，是尚德等培训机构主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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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 作者：suicide丸子 发布时间：2023-04-28 16:45:30

  喜欢人生五样的游戏 原本以为重要的钱啊美啊之类的都被我划掉了 最终留下的是太阳 嗯 有太阳就好

• 作者：hua shen 发布时间：2009-05-31 19:55:01

  阴阳之道是要了解一辈子的

• 作者：白岛风和 发布时间：2019-06-27 19:34:39

  这个系列的第四本，一如既往的韩炳哲，优点是好读，时不时抛出一两句有点厉害的见解，但总觉得似曾相识，比如也有评论指出搬运问题，其实是对海德格尔的再生产，仅从这几本评价的话，韩书写最大问题是，自己包围自己、缺乏融贯性，但疏松的写法相对多了些自由，他恰好利用了这种自由敞开了一些林中路的入口

• 作者：(￣∇￣) 发布时间：2023-07-21 18:16:35

  我是蓝色小孩啊

• 作者：西溪丛语 发布时间：2020-11-14 17:30:19

  挺不错的呀！知识面挺全的

• 作者：栋以情 发布时间：2020-11-07 23:37:42

  这么多禁忌，做人还真是难哟～

• 【转】彭玉平：朱祖谋《宋词三百首》探论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4-03-27 11:53:44

  摘要：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宋词选本之一。《宋词三百首》的编选 ,既体现了朱祖谋的词学观念和词学倾向 ,又在词学普及方面为后学开辟了一条相对宽阔的学词途径。经过唐圭璋等人的笺注 ,《宋词三百首》在20世纪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成为词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

  宋词；朱祖谋；《宋词三百首》；唐圭璋笺注本

  作者简介：彭玉平，江苏溧阳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会长等。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 2002(10)

  

  朱祖谋

  朱祖谋编于 1924年的《宋词三百首》，自问世至今已有近 80 年的历史。广为流行的唐圭璋先生《宋词三百首笺注》，从编成、出版至今也已经历了 70余年。以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为底本的笺注、今译、赏析等，在内地、香港、台湾等地出版的各类版本也有 20余种。①但相关的研究或介绍文章仅有两篇:一篇是香港罗坑烈先生的《朱疆村两订<宋词三百首>》，②另一篇是台湾张素贞女士的《<宋词三百首>为学者指引门径》。③虽皆属介绍性的文章，亦引人关注。中国内地的专题研究论文，笔者至今未能见到。选本的长盛不衰与研究的相对滞后，形成了极不相称的局面。实际上对于朱祖谋何以要编选这本词选，具体的编选情形以及通过这部选本反映了他怎样的词学观等问题，也一直停留在似是而非的阶段。笔者近年多涉及清末民初的有关词学资料，发现不少与朱祖谋此选本相关的材料，因草成此文，提请学界批评。

  一、编选背景

  清代常州词派自周济《宋四家词选》之后，其导源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学词途径几成词坛不二法则。特别是清末以来，经端木畴、王鹏运、况周颐等鼓吹，以合刻《薇省同声集》复振周济余绪，影响日深。常州词派亦以此从江南而移植燕都，复由燕都而播及于岭表，遂使这一原本区域性的词派变成全国性的词派。朱祖谋中岁治词，深受王鹏运等导引，故其词学宗尚也前后相继。精力所在，尤在梦窗一集。既与王鹏运合校梦窗词，历20余年校勘至四遍，使因错处而难以卒读的梦窗词终成定谶;又以《梦窗词集小笺》拓展梦窗词的接受疆域，复以词学宗师的身份组织词社，指引后学专研梦窗。但正如况周顾所说:“梦窗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若非雕蹙绣，毫无生气也。如何能运动无数丽字?恃聪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梦窗密处易学，厚处难学。”( 《蕙风词话》卷二)又说:“性情少，勿学稼轩;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同上卷一)所以学梦窗本身要以学力和才情作为基础。但事实上，在学梦窗的热潮中，确实有许多词人并不具备这一基础，结果只能停留在形似甚至不伦不类的阶段，且一味求僻涩迷离，求空际转身，求奇思壮采，反而使人莫测其命意所在，导致词坛生气索然。作为晚清词学的领袖人物，朱祖谋不能不察觉到他的初衷与实际情形的巨大差异，所以他在后期的词学活动中，自然要对其前期的词学思想作一些必要的修正。这一修正的动机除了与朱祖谋自身词学思想的转变有关外，也有其直接的词学渊源。即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他与王鹏运以词唱和及共同校勘词集之时，就耳濡目染了王鹏运对周济《宋四家词选》的不满王鹏运作词虽然“取义于周氏，取谱于万氏”(沈曾植《福村填词图序》)，但他对周济的退苏进辛，并以王沂孙位列四家领袖之一，深觉轻重不伦，他自己的创作其实在后期是加入了苏就的清雄的。朱祖谋一生对梦窗词和东坡词独具青眼，四校梦窗词编年东坡词，都在在可证。他自己的创作也颇措意于二家，卢冀野《望江南·饮虹论清词百家百十四集》评其词云:“老去苏、吴合一手，词兼大妙于言。”④夏承焘《瞿论词绝句》 评朱祖说:“论定强村胜觉翁，晚年坡老识深衷。一轮墨淡胡尘里，谁画虞渊落照红?”都揭示了他的创作特点。清词的意格是清末词人引以自豪的，朱祖谋虽有“律博士”之称，但晚年折衷至当，仍以意格为尚。张尔田曾评价朱祖谋晚年所作词，似杜甫婆州以后之诗，则朱祖谋自身也是梦窗所不能局限的。故其在周济词选之外，另辑《宋词三百首》，虽仍隐然以周邦彦、吴文英为宗，但对苏轼、柳永、委几道、贺铸、姜要词的热情已是明显增加，试图以不偏不倚为宗旨，对流行已久的常州派重要选本《词选》、《宋四家词选》作补直漏的工作。材玫仪根据强村对周济《宋四家词选》的批评之语，(龙沐勋《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晚近词风之转变》和《选词标准论》诸文次提及强村此语)而认为“强村对此必甚介意，此其所以后来有《宋词三百首》之选也”，⑤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作为人室弟子的龙榆生深明强村词学的曲折变化，他在《论常州词派》一文中直言:“盛邮晚辑《宋词三百首》，于张、周二选所标举外，复参己意，稍扬东坡而抑辛、王，益以柳者卿、晏小山、贺方回，黄以救止庵之偏失。”⑥可见他的编选宗旨是在大体坚持常州派门户的基础上，拓宽其路径和门庭而已。渊源所自，终不可掩。

  所以朱祖谋编选《宋词三百首》 ，既是他与当时词学家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顾等互相切磋而形成相对一致的词学观的具体体现，也是朱祖谋积数十年学词经历，经斟酌权衡后自出手眼，为后学另辟的一条相对宽阔的学词途径。从方便初学的角度来说，在《宋词三百首》编选之前，其《强村从书》虽校勘精审，但蔚为巨铁，学者以卒业为难，

  故欲明词学之覃奥，也需要有一简明选本来昭示后学途径。而前此端木课仿东汉《古诗十九首》之例，手抄《宋词赏心录》(一名《宋词十九首》)赠送词友王鹏运清玩，虽兼含了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之“四家”和戈载《宋七家词选》之家”，但仅选 17家词人 19 首词作，取义不免过苛。故从既便于一窥宋词之貌又便于初学的角度来说，也确实需要一部折衷于《强村从书》与《宋词十九首》之间，又与二书消息相通的选本。朱祖谋仿《唐诗三百首》之例，成此《宋词三百首》之选，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很实际的考虑。

  二、编选过程及选本特色

  朱祖谋编选《宋词三百首》 ，大致与《警音集》的编订同时，1924 年正式问世。这一时期他位居吴下听枫园，与当时词人况周颐 张尔田、赵尊岳等过从甚密，故其选词当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其中况周顾的作用至为明显。张尔田《词林新语》云:“归安朱强村，词学宗师。方其选三百首来词时，辄携钞峡，过慈风籍，寒夜啜粥，相与探论。继时风雪甫定，清气盈宇，曼诵之声，直充闻巷。”⑦其门人赵尊岳也自称曾与朱祖谋“相互其订”此选。⑧则此选编者虽仅标疆村之名，实也有况周顾和赵尊岳的切磋裁定之功在内。⑨而且据况周即序中所说:“强村先生尝选《宋词三百着》，为小阮逸馨诵习之资。”“小阮”云云，乃用魏晋间阮籍、阮咸叔侄相亲的典故，“小阮”一词后世遂成为侄子之代称。况周颐是全面了解并部分参与朱相谋此选工作的，书成并为之撰序，则其称朱氏此选有方便其侄子学词诵习的便利的初衷在内，自然是可信的。

  

  如果说朱祖谋对梦窗词的细心校勘可以称为专家之学，并以此带动了当时词学界的学术视野的转变的话，他的《宋词三百首》 则是一部既体现其词学倾向又在词学普及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选本。“晚清词人，颇喜选录，以寄其论词宗尚。各矜手眼，比类观之，亦可见当时词坛趋向。”⑩清代词派的建立和发展几乎都是以选本为标志的，浙西派朱彝尊的《词综》、常州派张惠言的《词选》和周济《宋四家词选》都是推广其词学主张的重要工具。晚清词家编选词的选本也不乏其人，如陈廷焯编有《云韶集》和《词则》，樊增祥辑有《微云树词选》，谭献有《簧中词》，冯照编有《宋六十一家词选》，梁令娴、麦孟华合编有《艺著馆词选》 况周颐编有《蕙风笈词选》，郑文焯也曾拟编选《石芝西堪宋十二家词选》 ，陈匪石拟编《宋十二家词选》(今流传之《宋词举》即为此选缩本)。但这些选本有的只是初具纲目，有的未能完稿，有的虽已编成，但影响寥寥，唯有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既在当时令词学界侧目，也在以后经唐主琦之袋注而影响整个 20世纪。况周顾在序中说:“能循途守辙于《三百首》之中，必能取精用宏于《三百首》之外。益神明变化于词外求之，则夫体格神致间，尤有无形之诉合、自然之妙造，即更进于浑成，要亦未为止境。夫无止境之学，可不有以端其始基乎?则强村兹选，倚声者宜人置一编矣。”况周顾实际上是把《宋词三百首》作为词学正途和起点来看待的，其希望以此垂范来世的意思是显而易见去:

  朱祖谋先后三订此选，初选自来徽宗至李清照凡八十七家，数量适三百首。超过二十首入选的仅有周邦彦和吴文英，分别为二十三首和二十四首重编本增录张孝样、范成大、姜夔、蒋捷、张炎王沂孙各一首，辛弃疾二首，吴文英三首，合十首。又删去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吴文英等二十家共二十八首。仅余词人八十一家词二百八十三首。第三稿又增林通、柳永各一首，最后的收录情况是:词人八十二人，词二百八十五首。昔龙榆生曾作《选词标准论》，认为选词之目的大略有四:便歌，传人，开宗，尊体。唐宋之时，词以演唱为第一职能，故其时选本亦以“便歌”为主，而后此选本则以传人、开宗、尊体为理论导向。如果按照这一理论，则朱祖谋此选，诚如龙榆生所说:

  (《宋词三百首》)录宋词八十七家，而柳永十三首，要几道十八首，苏轼十二首，周邦彦二十三首，贺铸十二首，姜萋十六首，吴文英二十四首;七家之作，乃占今书三分之一以上，俨然推为宗主;而疏密兼收，情辞并重，其目的固一以度人为本，而兼崇体制;然不偏不颇，信能舍浙常二派之所短，而取其所长，更从而恢张之，为学词者之正鹄矣。⑪

  这一评价从总体上说是公允的，但其中对梦窗词的张扬极为明显，此就选目多寡即可窥见，故虽是“疏密兼收”，实有为“密”争夺席位之意。吴梅在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 序中也说:“翟村所尚在周、吴二家，故清真录二十二首，君特录二十五首，其义可思也。”唐圭璋的笺注于此也特为用心，备列宋以后各家特别是当世如陈廷焯、况周顾、梁启超、王国维、陈淘之说，力破清真疏隽少检、梦窗七宝楼台之调言，可渭深得朱祖谋之心。朱祖谋此选以浑成为旨归，故其去取一以风格为准，非仅仅以人存词者可比。陈匪石认为:“盖词之总集前此已多，朱氏有作，决不肯蹈袭故常，而以自身所致力者，示人以矩范，且见若干家中皆有类此之境界。或以为在选政中实为别墨，然不能不认为超超元著，在宋清各总集之外，独开生面也。”⑫罗坑烈也认为疆村此选既以浑成为人选标准，则清真与梦窗的词多有入选，乃是符合词史实际的，且此二家章法井然，便于初学，故“强村是选之用心，非阿其所好也。”⑬况周顾于近代词选军有许可，而且对朱祖谋校勘词集不无微词，独于此选，青眼有加，认为是“取便初学，诚金针之度也”，⑭并在序中对其崇尚体格、神致巫为称赏。在其《词学讲义》附录中列为“词学初步必需之书”，况周顾并欲选温庭筠、李煜、苏轼、周邦彦、吴文英等十四家词为《十四家词》，以与《宋词三百首》相辅而行。李冰若评价此选“伦次谨严，昭示正轨”(《花间集评注自序》)，并尝为之笺释，以取便讲授。从当时人对《宋词三百首》众口一辞的称赞，以及唐丰璋、李冰若对此选笺注的热情，可以看出当时词学界对朱祖谋词学倾向的认同。

  三、流传与影

  在《宋词三百首》的传播过程中，唐主章先生居功至伟。大约在《宋词三百首》出版不久，唐先生即据厉鹗、查为仁二家笺释《绝妙好词》之体例，以朱祖谋第二稿为底本，博采词话，旁及小说杂记，为之笺注，历数年之久，大约在 1931年秋好告完成。吴梅在《笺序》 中概括唐圭璋的笺注“三善”: 其一，钩沉不少史料，将一些不为人知的词人生平作了初步梳理，便于读者知人论世;其二，博收广采有关词评及遗事珍闻汇于一编，便于读者对创作背景和词作主旨和艺术特色的把握;其三，广征宋以来至当世词话词论，申论朱祖谋瓣香清真、梦窗之说，凸现朱祖谋之词学观，故其引述材料虽至为繁富，但同时又能为后学辨别泾渭，指示门户，使笺注别具胸臆。除此之外，唐先生对原书体例也作了调整，将朱祖谋原以帝皇为先、妇女殿后的编次改为以年代为次，并将朱祖谋第二稿和第三稿的增删情况作为附录列于卷末。⑮遂以焕然新的面目问世。笺注本初以《宋词三百首笺》的书名，由汪辟疆推荐到神州国光社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印行，随即取代朱祖谋的纯粹选词而广为流传。此后一版再版，此书的影响也就日胜一日。

  整个 20世世纪，以朱祖谋的选词和唐主童的警注为基础的注释、今译和赏析本就有十余种，注释类有胡云翼的《详注宋词三百首》等，注释与分析结合的有汪中、周鹏飞与王黎雅、沈家庄三家的《宋词三百首注析》、郭伯勋的《宋词三百首详析》等，今译类有汪中的《新译宋词三百首》、弓保安的《宋词三百首今》 、沙灵娜的《宋词三百首全译》、王筱芸与郝敏的今译《宋词三百首》等，赏析类有《宋词三百首欣赏》等，如此以一种底本为基础繁衍出如此众多的著作，在有关宋词的选本中，确实是空前的，足可与诗歌选本《唐诗二百首》媲美。

  作为带有浓烈的 20 世纪前期词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选本，《宋词三百首》既创造了令人惊讶的接受历史，而其自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它已成为词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①参见林致仪主编词学论著总目》(1901 - 1992)第 1卷，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暂研究所筹备处印制发行，1995年，第441 - 442 页

  ②该文初刊于《明报月刊》第 20 卷第 1期 (总 229期)，1985年1月，后收录于其论文集《词学杂俎》，巴蜀书社，1990年。

  ③发表于台湾《中央日报》，1992年 5月 22日。

  ④转引自杨家骆主编《清词别集百三十四种》，鼎文书局印行。

  ⑤林玫仪:《论晚清四大词家在词学上的贡献》《词学》第九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62页。

  ⑥《龙愉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 404页。

  ⑦转引自严迪昌《近现代词纪事会评》 ，黄山书社1995年，第 318 页。

  ⑧参见赵尊岳《惜阴堂明词从书叙录》，《词学季刊》第3卷第 4号。

  ⑨朱氏选词，喜与人商榷，其大致与《宋词三百首》同时编选的清人词选《词别》，也是与张尔田“恒共商略去取”编成的。

  ⑩舍之:《历代词选集叙录》(六)之《微云榭词选》，《词学》第 6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221 页。

  ⑪龙愉生:《选词标准论》 ，《词学季刊》第 1 卷第2号。

  ⑫陈匪石《宋词举》附《声执》卷下，金陵书画社1983 年，第 164 页。

  ⑬罗忼烈:《朱疆村两订 <宋词三百首>》，《词学杂俎》，巴蜀书社，1990年，第9页。

  ⑭屈兴国:《蕙风词活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522 页。

  ⑮唐主璋先生在 1957 年新版时，又重新恢复了强村原来的顺序，其《自序》云:“......至目次，首录帝王，末录女流，乃当时沿袭旧书编选体例，今亦不复改易。”按，朱祖谋编辑作品，很少有按照作家的生卒年来编次的，他的论词名作《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二十四章》也大致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编选的。

• 【转】杨天宇：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1-31 16:01:00

  一、《礼记》的编纂及其在汉代的流传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小戴记》，凡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该书最初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编纂。[1]

  戴圣本是《仪礼》学的专家。《汉书·儒林传》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案即今所谓《仪礼》）17篇……而瑕丘萧奋以《礼》（案亦指《仪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案据《后汉书·儒林传下》，戴圣为戴德之兄子）、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海太守。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

  《汉书·艺文志》亦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可见戴圣师事后仓，本为今文《仪礼》学博士。

  然而《仪礼》仅17篇，而其中《既夕礼》为《士丧礼》的下篇，《有司》为《少牢馈食礼》的下篇，实际只有15篇。这15篇所记又大多为士礼，这对于已经实现了大一统而欲建立一整套礼仪制度的西汉王朝来说，显然是不够用的。因此，汉代的礼家从当时流传的有关礼的《记》文中吸取材料，以补《仪礼》经文之不足，就是很自然的事。

  当时有关礼的《记》文是很多的。洪业先生有“《记》无算”的说法，曰：

  所谓记无算者，以其种类多而难计其数也。且立于学官之礼，经也（案即指《仪礼》），而汉人亦以《礼记》称之，殆以其书既有经，复有记，故混合而称之耳。……兹姑略举其他。案《汉书·艺文志》列《礼》十三家，其中有“《记》百三十一篇”，原文注云：“七十子后学所记也。”明云“记”者，仅此而已。然“《王史氏》二十篇”，而后云“王史氏记”；“《曲台后仓》九篇”，而如淳注曰“行礼射于曲台，后仓为记，故名曰《曲台记》”，是亦皆记也。至于“《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中庸说》二篇”，后人或指其篇章有在今《礼记》中者，是亦记之属欤？又《礼》家以外，《乐》家有《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有《孔子三朝》七篇，亦此类之记也。略举此数端，已见“礼记”之称甚为广泛矣。[2]

  如此众多的记文，礼家根据需要，选抄一定的篇数，以为己用，于是就有了戴圣的49篇之《礼记》，以及戴德的85篇之《礼记》。戴圣之《礼》学既以“小戴”名家（见前引《汉书·儒林传》），故其所抄辑之《记》，后人即称之为《小戴礼记》。同样道理，戴德所抄辑之《记》，后人即称之为《大戴礼记》。

  戴圣的49篇《礼记》，据郑玄《礼记目录》，每篇都有此于《别录》属某类的记载。如《曲礼上第一》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檀弓上第三》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通论”，《王制第五》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等等。《别录》是刘向所撰，由郑玄《目录》所引《别录》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礼记》49篇的抄辑时间，当在成帝命刘向校书之前；其二，由《别录》的分类可见，49篇之《礼记》确系从各种记文中抄合而成。如《月令第六》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第十四》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说明这二篇都是抄自《汉志》“《礼》家”的“《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乐记第十九》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说明此篇是抄自《汉志》“《乐》家”的“《乐记》二十三篇”。又《哀公问》一篇，文同于《大戴礼记》的《哀公问于孔子》篇，《汉志》的“《论语》类”有“《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注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是可见大、小《戴记》名异而实同的此篇都抄自《孔子三朝》。其他诸篇盖亦如此，只是今人已不可一一考明其出处罢了。

  《礼记》49篇自戴圣抄辑编纂成书，在其辗转传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本子，盖因传抄者有意无意地对其进行改字、增删所致。如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诏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后仓之弟子闻人通汉、戴圣等皆与其议，议中皆引用得有《记》文，其中见于《礼记》者，当即戴圣所辑《礼记》初本之文。《石渠阁奏议》今已不可见，而《通典》中尚保留有当时的若干材料。如《通典》卷83《初丧》记闻人通汉引《礼记·杂记上》曰：“君赴于他国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今本《杂记上》则曰：“君讣于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执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通典》所载闻人通汉之语盖约《杂记上》之文，而“赴”字今本作“讣”，则当为传抄者所改。又《通典》卷73《继宗子议》记闻人通汉引《记》曰：“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此条为今本《礼记》所无，颇疑为《礼记·曲礼》初本之文而为后人传抄所删或所遗漏。又《说文》中亦有若干条引用《礼记》的材料，其所引亦有类似的情况。如《羽部》“翣”字注曰：“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王筠《说文句读》以为此所引是《礼器》之文。而今本《礼记·礼器》此条曰：“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为贵者也。”《说文》所引，盖约《礼器》之文，然今本无“士二”之说，则可能为传抄者所遗。又《亻部》“偭”字注曰：“《少仪》曰：‘尊壶者偭其鼻。’”而今本《礼记·少仪》此句作“尊壶者面其鼻”。是《说文》所据本之“偭”字，今本作“面”，显为传抄者所改。

  关于这一点，大量的证据，还在今本《礼记》郑《注》中。郑《注》于《礼记》正文某字之下，往往注曰：“某，或为某”，或“某，或作某”。陈寿祺曰：“郑氏《礼记注》，引出本经异文，及所改经字，凡言‘或为某’者，《礼记》他本也。”[3]兹仅从《曲礼上》中举出数例。“宦学事师，非礼不行”，《注》曰：“学，或为御。”“席间函丈”，《注》曰：“丈，或为杖。”“跪而迁屦”，《注》曰：“迁，或为还。”“其饭不泽手”，《注》曰：“泽，或为择。”类似的例子，仅《曲礼上》中就有十余条之多。据台湾学者李云光先生统计：“如此者，全书《注》中共计二百零六条。其中时有一字连举二种异文者，如《檀弓》云：‘袵每束一。’《注》云：‘袵，或作漆，或作髹。’《郊特牲》云：‘乡人裼。’《注》云：“裼，或为献，或为傩。’此一字而举二或本异文者，共十一条。”[4](P38)由上可见，《礼记》在其流传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异本、异文之多。

  《礼记》在汉代流传过程中之异本，见于文献而今可考者，有刘向的《别录》本。《释文·序录》自注曰：“向《别录》有49篇，其编次与今《礼记》同。”案刘向校书在二戴之后，经刘向校后的《礼记》，与戴圣的初本自不能无异。《汉书·儒林传》曰：“小戴圣授梁人桥仁季君、杨荣子孙（师古《注》：‘子孙，荣之字也。’）……由是……小戴有桥、杨氏学。”而《后汉书·桥玄传》曰：“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案‘德’乃‘圣’字之误）学，著《礼记》章句49篇，号曰桥君学。”是《礼记》又有桥氏本。而杨荣既与桥仁同师于小戴，且学成后亦独自名家，则可见《礼记》当亦有杨氏本，不过史书缺载罢了。据《后汉书·曹褒传》，褒“持庆氏《礼》”，又“传《礼记》49篇，授诸生千余人”，是《礼记》又有曹氏本。据《后汉书·马融传》，马融所注诸经中有《三礼》，当是兼《周礼》、《仪礼》、《礼记》而言。又据《释文·序录》云：“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礼记》是也。”是《礼记》又有马融校注本。据《后汉书·卢植传》记载，卢植所著书，有《三礼解诂》，是亦兼《周礼》、《仪礼》、《礼记》言；又载卢植上书曰：“臣少从通儒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敢率愚浅，为之解诂。”《释文·序录》即载有“卢植注《礼记》二十卷”，可知《礼记》又有卢植校注本。至于流传于当时而今已不可考者，尚不知凡几。而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的一大功绩，就在于他将当时流传的《礼记》的各种本子相互参校，并为之作《注》，从而使《礼记》大行于世，并流传至今。

  郑玄校订《礼记》的一大特点，就是既于诸异本、异文中择善而从，又在《注》中存其异文。正如李云光先生所说：“郑氏不没别本异文，以待后贤考定，亦多闻缺疑之意，与他家之有伪窜经文流传后世者异其趣矣。”[4](P42)又李氏对于郑玄校书的体例和方法，考述至为详密，其《三礼郑氏学发凡》一书之第二章，即专论郑氏对《三礼》之校勘，凡十节，兹仅录其目如下：

  第一节　以别本校之

  第二节　以他书校之。其中又有三细目。曰：

  一、以所引用之书校之

  二、以相因袭之书校之

  三、以相关之书校之

  第三节　以本书内他篇经文校之

  第四节　以本书内上下经文校之

  第五节　以字形校之

  第六节　以字音校之

  第七节　以字义校之

  第八节　以文例校之

  第九节　以算术校之

  第十节　以审定正字之法校之

  其中仅第九节“以算术校之”未举《礼记》之例。是可见郑校《礼记》体例之严密。

  郑玄不仅对《礼记》49篇之文字进行校订，又对《记》文作了注解。郑玄的《注》，博综兼采，择善而从，且一反有汉以来学者（尤其是今文学家）解经愈益烦琐化的趋势，而欲“以一持万”，“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5]力求简约，以至于往往《注》文少于《记》文。如《学记》、《乐记》2篇，凡6495字，而《注》仅5533字；《祭法》、《祭义》、《祭统》3篇，凡7128字，《注》仅5409字，等等。这种“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而又至为简约的《注》，比起那些“章句多者乃至百余万言”，致使“学徒劳而少功”[6]的繁琐的旧《注》来，其优越性自然不言而喻。因此郑注本《礼记》一出，即深受广大学者欢迎。与此同时，篇目繁多的《大戴礼记》，则很少有人研习，后来逐渐佚失，到唐代，原书的85篇，就只剩下39篇了。

  至于郑注《礼记》的体例，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三礼郑氏学发凡》一书中，自第三章至第六章，凡78节，作了详密而出色的考述。又已故学者张舜徽先生在其所著《郑氏校雠学发微》和《郑氏经注释例》中[7]，对于郑玄校注《礼记》的体例考述亦精，读者可参看，兹不赘述。

  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礼记》学

  东汉末年，由于党锢之祸迭起，嗣后继之以军阀混战，三国鼎立，经学急剧衰落。然而郑玄所注诸经，当时称为郑学，却大行于世。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一书中说，在此儒风寂寥之际，唯郑学“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矣。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又说：“郑君党徒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8]据刘汝霖考证，曹魏所立19博士，除《公羊》、《谷梁》和《论语》三经外，《易》、《书》、《毛诗》、《仪礼》、《周官》、《礼记》和《孝经》，初皆宗郑学[9]，是皮氏所谓郑学“小统一时代”，确非虚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礼记》本是附属于经（《仪礼》）的，而自郑玄为之作《注》以后，始与《仪礼》、《周礼》鼎足为三，而魏时又第一次为之立学官。《礼记》在经学中这种地位的变化，实由郑《注》的影响所致。

  然而魏时王肃不好郑氏学。王肃亦博通今古文经学，并遍注群经（其中包括《礼记》30卷，见于《释文·序录》、《隋志》以及二《唐志》），却处处与郑玄立异，有“集《圣证论》以讥短玄”[10]，当时称为王学。王肃党于司马氏，其女又嫁给了司马昭，因此凭借政治势力和姻戚关系，其所注诸经“皆列于学官”[10]。案司马氏控制曹魏政权，当是在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杀了曹爽之后，第二年即改元为嘉平，是王肃所注诸经立学官，盖不早于嘉平年间，这时已是曹魏中后期。据《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256年），高贵乡公临幸太学，问诸儒经义，帝执郑氏说，而博士之对，则以王肃之义为长，“故于此时，王学几欲夺郑学之席”。[11]

  晋承魏绪，崇奉儒学，而尤重王学，因此魏晋之际郊庙之礼，“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12]，而不用郑氏说。然王学之盛，仅昙花一现。到了东晋，王学博士俱废。元帝初年，简省博士，“博士旧制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12]（《荀崧传》）。而所置九博士，除《周易》、《古文尚书》、《论语》、《孝经》，则皆宗郑氏[13]。可见东晋经学虽衰，郑学则复兴。值得注意的是，《三礼》中惟独盛行于两汉的《仪礼》未立学官，原来附属于《仪礼》的《礼记》反而立了博士，可见《礼记》学的传习，已胜过《仪礼》了。

  南北朝时期，天下分为南北，经学亦分为南学、北学。据《隋书·儒林传·序》，“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然于《三礼》，则“同遵于郑氏”。南朝疆域狭小，人尚清淡，家藏释典，经学益衰。到梁武帝时，始较重视经学，经学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但到了陈朝，又迅速衰落了。南朝的经学，最可称道者，要数《三礼》学了。《南史·儒林传》于何佟之、严植之、司马筠、崔灵恩、孔佥、沈俊、皇侃、沈洙、戚衮、郑灼诸儒，或称“少好《三礼》”，或称“遍习郑氏《礼》”，或称“尤明《三礼》”，或称“尤精《三礼》”，或称“通《三礼》”，或称“善《三礼》”，或称“受《三礼》”，而张崖、陆诩、沈德威、贺德基诸儒，也都以礼学称名于世。

  北朝经学，稍盛于南朝，其间如孝文帝、周武帝，崇奖尤至。北朝号称大儒，能开宗立派的，首推徐遵明。徐遵明博通群经，北朝诸经传授，多自徐遵明始。据《北史·儒林传·序》说：“《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遵明的《三礼》学传于李铉等人，李铉又传于熊安生等人，安生又传于孙灵晖、郭仲坚、丁恃等人。值得注意的是，“诸儒尽通《小戴礼》（案即指《礼记》），于《周》、《仪》兼通者，十二三焉”。可见北朝诸儒于《三礼》中，尤重《礼记》学。

  又南北学虽趣尚互殊，而治经方法，则大体相同。汉人治经，多以本经为主，所作传注，本为解经。魏晋以后人治经，则多以疏释经注为主，名为经学，实为注学，于是义疏之体日起。我们只要稍翻看《隋书·经籍志》和《南史》、《北史》之《儒林传》，即可见南北朝时期义疏体著作之多。其间为《礼记》郑《注》作义疏而声名较著者，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隋志》著录皇侃《礼记义疏》48卷，又有《礼记讲疏》99卷。熊安生《礼记义疏》30卷，见于《北史·儒林传》。皇、熊二氏的《义疏》，即为唐初《礼记正义》所取材。

  隋、唐天下统一，经学亦归于统一。隋朝祚短，经学罕可称道者。隋立博士，《三礼》仍宗郑氏。然据《隋书·儒林传》所载，以礼学名家者，惟称马光“尤明《三礼》”，褚辉“以《三礼》学称于江南”而已。又隋朝大儒，共推刘焯、刘铉，二刘于诸经皆有《义疏》，并曾“问礼于熊安生”，然并非礼学专门。

  唐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经学，于是自汉末以来经历四百年后，经学重又振兴。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以经籍去古久远，文字多讹谬，诏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师古奉诏校订经文，撰成《五经定本》。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以统一经说。贞观十六年（642年），书成，凡180卷。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于是有诏更令裁定，功未成。到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又诏诸臣考订，加以增删，永徽四年，始以《五经正义》之名正式颁布于天下。据《新唐书·艺文志》，《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16卷（据《旧唐志》则为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6卷（据《旧唐志》则为37卷），总计182卷（据《旧唐志》则为181卷）。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书无异说。每年明经，依此考试，于是天下之士民，皆奉以为圭臬。自汉以来，经学的统一，未有如此之专者。值得注意的是，《五经正义》于《三礼》独收《礼记》，这是第一次以朝廷名义正式将其升格为经，且拔之于《仪礼》、《周礼》二经之上。于是《三礼》之学，在唐代形成了《礼记》独盛的局面。《礼记正义》亦宗郑《注》，而以皇侃《义疏》为底本，以熊安生《义疏》为辅。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批评皇、熊二氏之书说：“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逾远矣。又欲释经文，唯聚难义，犹治丝而益乱也。皇氏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二家之弊，未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胜矣。”可见孔颖达之学宗郑氏，而偏尚南学。又唐人之《正义》，守《疏》不驳《注》的原则，因此《四库提要》批评说：“其书务伸郑《注》，未免附会之处。”[14]

  三、宋元明时期的《礼记》学

  由上可见，《礼记》之学，自汉末至隋唐，除魏晋之际一度几为王学夺席，皆以郑学为中心。然而这种情况，到北宋庆历以后，为之一变。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案作者为刘敞）出，而稍稍新奇矣。至《三经新义》（案作者为王安石）行，视汉儒之学如土梗。”[15]可见庆历以后，宋儒治经，务反汉人之说，治《礼记》亦不例外。皮锡瑞说：“以礼而论，如郊湜是一，有五人帝，无五天帝，魏王肃之说也（案参见《礼记·祭法》‘有虞氏湜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下郑《注》及孔《疏》所引王肃《圣证论》之说）。湜是以祖配祖，非以祖配天，唐赵匡之说也（参见同上郑《注》及陆淳《春秋纂例》卷一所引赵匡说）。此等处，前人已有疑义，宋人遂据以诋汉儒。”[8]（《经学变古时代》）案皮氏所举之例，其中的是非姑且不论，宋人的《礼记》学不再宗郑《注》，则于此可见一斑。

  宋儒治《礼记》而用力最勤，成就最著者，当推卫湜。卫湜撰《礼记集说》160卷，日编月削，历三十余载而成。《四库提要》说，该书“采摭群言，最为该博，取去亦最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14]从《提要》的评价，可见此书的价值。然此书不宗《注》《疏》，以《注》《疏》与所采众家相并列而举之，亦宋学风气所使然。

  宋人不仅不信《注》《疏》，进而至于疑经、改经、删经，或移易经文。如《礼记》之《大学》篇，先有二程“为之次其简编”，继而朱熹为之“更考经文，别为次序”，[16]即其显例。又程、朱既以倡明道学自任，因此特重《大学》、《中庸》，将此二篇从《礼记》中抽出，以与《论语》、《孟子》并行，以为这是道统之所在。朱熹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合称《四书》，遂使《大学》、《中庸》脱离《礼记》而独自成学。朱熹死后，朝廷以其所撰《四书》立于学官，于是《四书》亦为一经，此亦可谓《礼记》学之一变。此后治《礼记》而宗宋学者，即皆置《大学》、《中庸》二篇而不释（如元陈澔的《礼记集说》即其例），且于其原文亦不录，以示对朱熹《章句》的尊崇，遂使《礼记》由49篇而变为47篇了。

  元代崇奉宋学。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了“考试程式”，即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诗》用朱熹《集传》为主，《尚书》用蔡沈（朱熹弟子）《集传》为主，《周易》用程颐《传》和朱熹《本义》为主，《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为主（案胡安国学宗二程），《礼记》用郑《注》、孔《疏》。[17]由此可见元人经学所尚。然因二程、朱熹于《礼记》无所作，故仍用古《注》《疏》。所立考试科目，《三礼》亦仅用《礼记》，益可见自唐以来，统治者重视《礼记》之学，远胜《周礼》和《仪礼》。

  元儒研究《礼记》之作，影响较著者，当数吴澄的《礼记纂言》和陈澔的《礼记集解》。吴澄当时号称大儒，于诸经皆有注述，其《纂言》到晚年始成。吴氏治经，虽不为朱熹之学所囿，然其注述，于诸经文字率皆有所点窜，而于《礼记》则以意改并，以成“通礼”9篇，“丧礼”11篇，“祭礼”4篇，“通论”11篇，“各为标目。如通礼首《曲礼》，则以《少仪》、《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旧。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五书，《投壶》、《奔丧》篇归于《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亦并与古不同。……改并旧文，俨然删述。”[14]可见吴澄之学，实蹈宋学之迹。陈澔《集说》，浅显简明，然详于礼义而疏于名物。据《四库提要》，其父大猷师事饶鲁，饶鲁师事黄榦，黄榦为朱熹高足弟子，且为朱熹之婿，是陈澔之学渊源甚明[14]。可见《礼记》一学，虽科举用古《注》《疏》，而元儒之研治者，学风已大变。

  明人所颁“科举定式”，经书所主，仍沿元代之旧，《礼记》仍用古《注》《疏》。到永乐年间，《礼记》始改为“止用陈澔《集说》”。[18]据《明成祖实录》，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命胡广等修纂《五经四书大全》，十三年九月书即告成，计有《书传大全》10卷，《诗经大全》20卷，《礼记大全》30卷，《春秋大全》70卷，《四书大全》36卷。成祖亲为制《序》，颁行天下，科举试士，以此为则，而“废《注》《疏》不用”[18]。皮锡瑞批评说，修纂《大全》，“此一代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越八百余年而得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不过“取已成之书，钞誊一过”，而所取之书，不过是“元人遗书，故谫陋为尤盛”。[8]（《经学积衰时代》）其中《礼记大全》，采诸儒之说凡42家，而以陈澔《集说》为主。可见明代经学，不过宋学之遗，而较元为尤陋。明人关于《礼记》的著作，见于《四库存目》者甚多，然几无可称道者。其中如郝敬所撰《礼记通解》22卷，“于郑义多所驳难”[14]，是亦宋学习气也。

  四、清代的《礼记》学

  清代号称汉学复兴，然清初仍是宋学占上风。顺治二年（1645年）所定试士例，“《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二《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传》，《礼记》主陈澔《集说》”[19]，是仍袭元、明旧制。然清初私学，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已启汉、宋兼采之风。如王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著述宏富，于礼则有《礼记章句》。其后治《礼记》者，如万斯大撰《礼记偶笺》，郑元庆撰《礼记集说》，方苞撰《礼记析疑》等，皆杂采汉、宋之说。乾隆十三年（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其中《礼记义疏》82卷），广摭群言，混淆汉、宋，第一次以朝廷名义，打破了元、明以来宋学对于经学的垄断。其时孙希旦撰《礼记集解》，博采郑《注》、孔《疏》以及宋、元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实亦汉、宋兼采之作。

  清代真正以复兴汉学为标帜的，始于乾嘉学派，这是清代的古文经学派。然乾嘉学派重考据，《礼记》的研究不及《仪礼》、《周礼》之盛。如江永的《礼记训义择言》（仅自《檀弓》撰至《杂记》），短促而不具大体；朱彬的《礼记训纂》，又过于简约，远不及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之严密详审。道、咸时期今文经学派崛起，则又以《春秋公羊》学为主，对于《礼记》的研究，不过重在其中若干篇（如《礼运》、《王制》等）的“微言大义”，以宣扬所谓孔子托古改制之义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因此清代虽号称“经学复盛”[8]（《经学复盛时代》），然于《礼记》之学的研究，则未堪其称。清人于《十三经》，唯《礼记》无新《疏》。

  原文参考文献：

  [1]杨天宇.论礼记49篇的初本确为西汉戴圣所编纂[J].孔子研究，1996，(4)：56-63

  [2]洪业.礼记引得序[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转引自陈乔樅.曲礼上[A].礼记郑读考[M].《清经解续编》本.

  [4]李云光.郑氏三礼学发凡[M].台湾：学生书局，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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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