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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与劳动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书籍详细信息

ISBN：9787563835089
作者：暂无作者
出版社：暂无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6
页数：292
价格：30.10
纸张：胶版纸
装帧：平装-胶订
开本：16开
语言：未知
丛书：暂无丛书
TAG：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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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1-07 0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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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劳动关系问题愈益突出，劳动关系与劳动法的理论建设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初步形成了一些基础理论；但面对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大量案例以及提出的问题，这些理论知识仍然显得不足。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劳动关系与劳动法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并关注和参与劳动关系领域出现的大量案例，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这些观点体现在本书的各章节之中，这必将丰富我国的劳动关系与劳动法理论。本书以高等学校管理学各专业的学生为主要对象，在介绍劳动关系与劳动法领域基础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介绍和剖析大量典型的案例，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劳动关系与劳动法理论变得熟悉而生动，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书籍目录：

第一章劳动关系概论

第一节劳动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劳动关系的性质与类型

第三节影响劳动关系的外部环境因素及内部因素

第四节劳动关系运行的表现形式及其根源

第五节与劳动关系相关的几个概念

第二章劳动关系的主体

第一节劳动者

第二节工会

第三节雇主和雇主组织

第四节政府

第三章劳动法律制度

第一节劳动法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劳动法的概念与作用

第三节劳动法的基本原则

第四章劳动合同制度

……

作者介绍：

王少波，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物资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劳动关系、劳动法。曾在《中国流通经济》《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等社科类核心期刊发表了《对中竞业条款的现实思考》《国企改制过程中职工利益保护机制的探讨——由河南平顶山棉纺织集团职工罢工引起的思考》《集体劳资冲突事件不适用刑罚手段处理——从郑州出租车罢运发起者被追究刑事责任谈起》《不宜对拖欠工资行为施以刑事处罚——与提倡制定“恶意欠薪罪”者商榷》《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思考》《论我国当前劳动关系中员工面临的压力问题——以富士康员工的自杀事件为例》等相关学术论文十余篇。 2011年主编北京市精品立项教材《劳动关系与劳动法》；2012年出版专著《劳动关系热点问题研究》；2021年出版专著《社会转型期的劳动争议问题研究》；并参与《人力资源管理》《薪酬与福利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国际比较研究》《人力资源经济学》等专业书籍的编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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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作者：唐印看过小世界发布时间：2020-12-13 10:25:27
12.12写完啦
作者：田皓江发布时间：2018-07-31 15:02:10
本书是2015年在东南大学召开的“海峡两岸暨内地中青年刑法学者高级论坛”论文集，收录了数十篇论文，且多为具有留学经历的中青年学者作品，可以被视为是财产犯罪研究的“最前线”。
作者：跳房子发布时间：2021-12-24 12:24:21
只有两首，是我小时候的童谣。但是够了，够了，撬动一大块记忆，新鲜得就像在眼前。可惜韵律没法写进去，方言也没办法写，但这样被收集、记载，是很好的，毕竟，再过几代人，可能就消失了。
作者：johoyo 发布时间：2016-07-30 11:05:51
助词解释全没有还学个屁？！
作者：罗成发布时间：2018-11-13 19:49:20
出版社不厚道，上一版40元，这版128元竟然还是黑白，看看隔壁中信李霖灿那本，88元全彩。
作者：有有生发布时间：2014-08-08 17:57:25
收集国内外资料齐全，较为系统的阐述了以房养老保险这一新生课题。

深度书评：

《价值型销售》拆书画图思维导图
作者：拆书画图 Hunt 发布时间：2024-04-12 22:04:15
价值型销售的成功公式：
(产品贡献的价值+销售人员贡献的价值)×客户认知-客户成本>0
价值型销售分为5个步骤：
①匹配线索，分析找到“有效”线索；
②转化商机，让客户对“你”感兴趣；
③引导期望，增强销售的说服力；
④创造价值，通过参照系工具为客户贡献巨大价值；
⑤推进订单，从宏观和微观控制客户的采购流程；
恐惧=做算术题，好奇=讲故事，压力=找困扰，炫耀=给提议；
问题型线索=好奇+压力
痛苦型线索=恐惧+压力
竞争型线索=好奇+炫耀
排斥性线索=炫耀
引导期望策略的4个动作：
①撒网
无指向性宽泛提问，让客户打开话匣子；
②捕捉
专注倾听，捕捉期望/需求/动机等要素；
③识别
包括细化期望，并延伸到需求和动机；
从问题/障碍/目标/措施/要求/痛苦/企图心全面理解客户；
识别到1个要素，即可通过提问技巧举一反三识别其他要素；
④引导
通过增加/减少/重新排序重构期望，这个过程最难，
要理解客户行业知识/创造价值/传递价值/瞄准你的产品塑造；
单次拜访只有3件事，
①获取信息，期望/需求/动机；
②给予信息，引导期望/植入优势；
③获取行动承诺；
行动承诺是让客户在你身上付出成本；
客户投入越多，签单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个案例与三种模式：还原古巴导弹危机始末与透视外交决策本质
作者：Ruizhe 发布时间：2023-01-08 22:29:01
《决策的本质》一书在冷战史、国际关系、公共管理等领域内都是一本经典著作。在本书中，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三种分析外交决策的解释模式，分别为理性行为体模式、组织行为体模式、政府政治模式，在这三种分析模式框架下，作者利用解密的美苏档案与文件，分析了古巴导弹危机的始末。作者提出的三种分析模式成为了分析外交决策时的经典理论，为公众理解一国的外交决策提供了绝佳的理论参考；作者在分析古巴导弹危机时所使用的史料详实全面，为古巴导弹危机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提供了扎实支撑。
一、模式Ⅰ：理性行为体模式
作者首先指出，大多数分析人员都依据一种基本的概念模式解释政府行为，即“理性行为体模式(rational actor model)”(模式I)。在该分析框架下，一国政府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即一个能集中行动、充分知情和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决策者”
[1]
，一个国家做出的外交决策出于政府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外交决策被看作是政府这一理性行为体的行动。这种解释模式对于解释一般性的外交活动有参考价值，可以为理解一国的外交决策提供捷径。但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政治现实中存在着复杂性与偶然性，仅考虑宏观的国家行为无法探寻到外交决策制定的本质，理性行为体模式过分简化了外交决策过程，实际上掩盖了外交决策制定过程中复杂的现实状况。
这一分析模式在大多数研究者与观察者的思维中根深蒂固，作者首先分析了既有思想流派对理性行为体模式的运用，分别论述了国际关系领域内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国际制度主义、自由主义、战略分析理论中对理性行为模式的运用。古典现实主义流派的核心实际上与理性行为体模式的基本信条一致，认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是单一的民族国家，国家经过理性考虑，在制定国家外交决策时采取效用最大化的方案。新现实主义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体系层次的变量上，但其核心假设仍然与古典现实主义一脉相承，认为单一的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其行为是经过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以实现最大预期价值的选择。国际制度主义则强调国际体系中的制度与互动，但其核心观点仍建立在理性行为体模式之上，同样认为国家是一个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国际间互动关系的产生主体仍然是单一的理性国家。自由主义在分析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提出颇有争议的民主和平论，同时认为国家行为受到其政治体制影响，然后才能被看作是理性行为体的选择。而当代战略理论将国家行为看作是国家“在相互依赖的冲突博弈中为获得优势而采取的步骤”
[2]
，在思考战争战略时实际上遵循理性行为体模式，将敌人会怎么做的问题转化为了“一个单一理性对手将怎么做的问题”
[3]
。
作者在解释“为什么苏联要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这一问题时提出四种假说，在古巴防御说下，苏联部署导弹的行为可被视作苏联这一大国对弱小的盟国古巴提供的援助活动，这一决定是苏联遏制美国打压古巴政权的一次尝试；在冷战政治说下，苏联部署导弹这一行为则会被看作是冷战背景下与美国对抗、向全球展示权力的一次行动；在导弹力量说下，苏联部署导弹这一行为被看作是不满于其中远程弹道导弹力量而做出的决定；在柏林问题说下，苏联部署导弹的行动被认为是解决柏林问题的需要。而美国对苏联部署导弹的反应可被视为其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一次行动，在最终方案确定下来之前美国政府衡量了不做反应、外交施压、秘密接触卡斯特罗、入侵古巴、空中打击、封锁这六种方案的优劣，最终封锁古巴的这一决定可被视为经过理性选择的结果。若使用理性行为体模式分析苏联撤回导弹的决定，则同样可以将这一决策视为苏联政府理性考量后的结果，苏联为避免一场将会失败的常规军事冲突的发生选择了主动退让。
二、模式Ⅱ：组织行为模式
格雷厄姆·艾利森进一步指出：“事实上政府并不是一个人。政府不只意味着总统及其随从人员，而是一个由各种组织构成的巨大的集合体。这些组织松散地连结在一起，每个组织都独立而真实地存在着。”
[4]
由此他提出“组织行为模式（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odel）”（模式Ⅱ），将分析视角进一步细化。该分析模式认为，任何重要的政府行为，不是单一的政府经过仔细计算而精心做出的理性选择，而是政府内部各个大型组织根据组织的标准运作程序而产生的输出。政府领导人会部分协调这种输出，但外交决策的制定仍然是政府内部各组织相互协调与妥协的产物。该分析模式在分析外交决策时更进一步，将目光投射至更具体与更细微的政府组织之中，启发研究者从一个国家内部决策机构与人员的角度分析一项外交政策的制定。
作者首先指出，组织是“为了协调或统一行动而系统地安排在一起的人们的集合体”,是“由具有各种不同功能的部分构成而实现集体功能的整体”，正式组织“是为了完成某种任务或实现某个目标而根据确定好的结构与程序有规则地集合在一起，并进行专业分工合作的一群人形成的团体”。作者认为，组织可以“创造实现某种目的或完成某种任务的能力”，“现存的组织及组织常规和程式制约着组织下一次的行为”，“组织文化以正式或非正式的规范影响着组织内的个人”，组织并非单一的个人，也并非“技术装备”的简单组合。
[5]
政府并非铁板一块的单一行为体，而是由各个有机联系的组织组成的整体，政府内部的各个组织有标准化的规范，政府决策由组织经过协调而产生输出。
在分析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这一事件时，作者指出，苏联最高层做出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最终决策，但行动的具体工作则是分派给苏联的各个组织完成的，而苏联的行动将保密性置于第一位，各组织因缺乏其它组织的行动信息而缺乏对行动的全局性认识，苏联部署导弹的行动出现了前后矛盾不一的情况。苏联的导弹在抵达古巴前由苏联总参谋部下专设的行动小组负责，与苏联情报机构进行密切合作，导弹在装运、卸载、运到建设场地的过程中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躲过了侦察，但当导弹运至古巴后，被苏联驻古巴集团军司令部接管，并未采取应对空中侦察的保护措施。苏联驻古巴集团军司令部中来自不同军种的人按照原来组织的常规进行行动，导弹发射场的建设部队并无进行伪装的常规，与情报机构考虑的优先事项不同，导弹部队优先关注部署导弹的建设速度，相比于重点采取隐蔽措施，更关注如何尽快完成导弹部署。理性行为体模式无法解释苏联部署导弹过程中在隐蔽措施方面的前后矛盾，但在组织行为模式下则可发现，苏联导弹部署工作由遵循不同常规的不同组织部门进行，组织间的行动逻辑不同导致部署导弹这一工作在进行时出现前后不一。
三、模式Ⅲ：政府政治模式
作者提出的第三种分析模式为“政府政治模式（governmental politics model）”（模式Ⅲ），这种分析模式认为在政府的等级体系中占据各个位置的重要决策者根据惯常的规则而进行博弈，最终外交政策的制定受个人影响更大。在这种分析模式下，政府行为被视作政府中占据各个位置的博弈者根据规则进行博弈的结果，各个博弈者相互独立，在讨价还价的政治博弈过程中协调产生决策。这一分析模式的视角较前两种模式来说更加微观，将目光落在政府内部的各个政治博弈者上，在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政治模式在解释受个人因素而产生的偶然决策时解释力更强。
政府政治模式的提出建立在“政府权力大多数时候是被不同行为体所共有的这个认知基础之上的”
[6]
，作者总结了理查德·E·诺伊斯塔特对美国总统权力的论述，指出在美国政治下，政府的权力是由不同机构共享的；总统对政府行动有一定影响，但总统权力是一种劝服的权力；总统劝服的博弈依照一定的过程进行；总统对某种政府政策结果的影响反映出总统权力的大小；在某种情况下其它国家会介入一国国内政府政治过程，存在国际-国内双层博弈互动。承接诺伊斯塔特的论述，作者进一步阐释其对政府政治模式的理解。作者指出，“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是一国的国内政治合成物”，政府决策和行动应当被视为“政府中不同个体成员依据某种正规化渠道进行的讨价还价的结果”，政府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政府官员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值得关注。作者在前两个分析模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政府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体，也不是各种组织的聚合体，在根本上是由不同群体的个人组成的，从事不同工作的个人是参与“博弈游戏”的主体。具体的博弈者受到所处位置的影响，在面对某项问题时存在不同认知与偏好，同时，各个博弈者遵循着政府特定的行动路径与规则有序进行政治博弈，最终政府决策表现为各个决策者经过博弈的结果。
在分析美国做出封锁古巴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时，作者聚焦于参与决策的关键人物，关注美国政府内部核心官员的博弈。此前肯尼迪政府企图通过猪湾入侵行动颠覆卡斯特罗政权，但猪湾入侵行动的失败挫伤了肯尼迪总统的声望，在中期选举的背景下，共和党人基廷、戈德华特等人对肯尼迪政府进行猛烈攻击，对于民主党人肯尼迪及其幕僚来说，若不在古巴问题上采取强硬有效行动则将可能失去国内政治优势。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考虑到情报收集的重要性，主张利用军方飞机对古巴进行低空侦察、实施空中打击，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与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则反对麦康的建议，对采取军事行动表示怀疑，主张采取封锁措施，同时，国务卿腊斯克主要从外交角度思考该对古巴采取何种行动，同样反对麦康的空中打击建议，主张直接与卡斯特罗进行接触谈判。在短短的几天内，美国将采取的行动在空中打击、封锁、封锁-谈判、封锁-最后通牒方案间摇摆，各关键人物从不同立场出发，展开了激烈博弈。
四、结语：古巴导弹危机始末与外交决策本质
古巴导弹危机这一历史事件是冷战史研究中的重点，作者始终关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为什么苏联要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为什么美国以封锁古巴作为反应”、“为什么苏联又决定撤回导弹”，试图在本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解释，推进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作者在分析古巴导弹危机始末时多采用两国政府公开声明、领导人通信与回忆录、彼时重要会议书面与录音记录等一手史料，无论是在哪种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分析，都运用了扎实详尽的史料作为支撑，尤其是在模式Ⅱ与模式Ⅲ下，若没有美苏档案作为支撑材料，作者对政府内部组织与关键博弈者的理论分析则仅为一种空洞的假设，缺少现实实例印证。总的来说，此书所用史料扎实详尽，作者从三个截面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分析使相关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入，揭示了古巴导弹危机始末的真实情况，为研究者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作者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完成了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完整回顾，这项工作的完成本身就具有史学意义。
但相比于回溯古巴导弹危机历史真相，笔者认为此书更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分析外交决策的三种模式，作者利用历史这一透镜窥探到了外交决策的本质，其理论分析独到并具有开创性。
作者对理性行为体模式的综述证明，国际关系领域内的核心理论向来依照宏观视角考虑外交决策的制定，几大经典理论的核心观点与理性行为体模式的基本假设保持一致，对外交决策的分析长期以来囿于一个固定的框架。这一分析模式足够经典，不仅是学界各理论流派的基本出发点，还在普通民众心中根深蒂固，在分析一国行为时，人们习惯直接将其归结为这一国政府的宏观考量，在分析时则更常使用“苏联部署了导弹”、“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的句式。理性行为模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是最简洁方便的分析范式，但其视角过于宏大，实际上将外交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很多环节进行了简化，忽视了外交决策制定的深层逻辑。若长期将观察与思考视角浮在宏观层面之上，不仅无法解释国际政治现实中复杂多变的现实，还有可能在制定本国外交政策、与他国发展双边关系时找不到抓手，无法透过决策结果探寻到决策制定本质。若目光仅局限于国家决策的最终结果，则将在制定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时陷入被动，难以真正做出有利选择。理性行为体模式是一种方便的解释工具，但若想深入分析外交决策的深层逻辑，则需要将目光继续下沉。
作者接着提出的组织行为模式与政府政治模式则具有开创性，并且将外交决策分析理论进一步拓展，打开了政府决策的“暗箱”，给人的启发意义更大。组织行为模式重点关注政府内部各组织的行动逻辑，政府内部各部门组织均遵循某种特定的规范行动，政府决策是各组织照章行事的输出结果，在现代官僚制下，组织分析模式的解释力则更强。政府政治模式则将政府看作个人进行政治博弈的巨大舞台，参与博弈互动的个人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而政府决策则是博弈者讨价还价的结果，这在组织行为模式基础上更深一步，关注使政府行为直接运作起来的个人。这两种分析模式被作者称为“概念透镜”，透过政府内部组织与各层级关键决策者的行为可以窥视至政府决策本质，更加细致入微的视角则可以更好地帮助政治观察者理解美国以及其它国家政府决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不应当只关注别国外交决策的结果，更应该深入决策制定的内部，如果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句话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有重要意义，那么意义就在于指引我们在分析外交决策与国家间互动关系之时将目光投向国家内部。当分析视角回落到一个国家政府内部的基本组织构成与关键决策者的影响时，可能更能厘清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深层动因，也并不会因为目光聚于宏观层面上单一国家的决策之上而忽视一项政策得以正式推行的内在动力。
[1]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菲利普·泽利科著，王伟光、王云萍译：《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M].第1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
[2]
同上书.第63页.
[3]
同上书.第67页.
[4]
同上书.第163页.
[5]
同上书.第165-166页.
[6]
同上书.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