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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知也无涯 发布时间：2019-08-02 23:50:52

  读了数字部分的概念篇章。

• 作者：胖哆 发布时间：2018-01-28 08:32:08

  冲突升级的一本，老爷永远是DC的核心灵魂，老爷以前说过，大超和他最大的区别是在本质上大超是个好人，而他不是，这也是为什么他总能战胜大超，而现在大超戴上了黄色戒指，再无弱点，老爷依然能冷静应对，凸显智慧与勇气，太有魅力，致敬戈登，第三年再战。

• 作者：游砂 发布时间：2012-12-18 00:17:50

  号称研究后发优势的经典，感觉一般，论文集，核心观点不多，对俄罗斯的研究比较详细。

  对技术与产业的政策、金融支持的一些隐含观点值得注意和比较。

• 作者：杨友三 发布时间：2017-05-04 15:22:05

  广义的仿生~

• 作者：生如夏花 发布时间：2019-10-09 09:53:04

  从书中重新认识宇宙、社会和自我

• 作者：岱小鹅 发布时间：2018-10-31 11:49:04

  以前觉得“哇塞，好厉害，好能说”，两年后回头再看，其实作为“咨询师”说的越多，来访者发挥内在能动性的几率越小

• oh yeah

  作者：白衣卿相 发布时间：2008-07-24 13:39:32

  副标题---------请允许我骄傲得瑟自豪一下

  羞愧及自我批评先,没考研前,换句话说,没系统的学习世界文学史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法朗士是谁,后来读了<诸神渴了><企鹅岛><苔丝依>,又被法国文学彻底的洗礼了次.

  然而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一:法朗士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重点二:法朗士写过一童话故事叫<蜜蜂公主>

  重点三:我在小学时就读过<蜜蜂公主>

  综上所得:我从小学时就开始阅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了

         

    (再羞愧的说下,<尼尔司骑鹅旅行记>这部正二八经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我迄今都只在小时候看过小画册,没读过象样的文字版,残念.)

  现在很多人拿<钢琴教师>,<我的名字叫红>跟我说事,牛B烘烘的追捧这些诺贝尔获奖作品.我想问问,你们知道有个叫赛珍珠的获得过诺贝尔奖吗,你们知道这个土的掉渣,有民国时期服务行业女青年范儿的名字是因为丫在中国混过吗,你们知道丫之所以得诺贝尔奖是因为她的作品<大地>描写的是中国农村吗?

  07年获奖的作品市面上还没见到,当然,如果她不得奖,我有生之年大概读不到中文译本了,(当然就是现在有了中文译本,我也未必会读)此时,我确实要感谢诺贝尔奖,促进了我们伟大祖国蓬勃的文化引进吸收事业.

  貌似跑题了-_-'''

  继续得涩

  当我惊艳的发现自己原来在小学时就读过法朗士时,对自己的崇拜简直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瞧瞧看看,所谓文学青年范儿,那是从小就一点点养出来的.法国小说从<巨人传>开始到<恶心>几百年的跨度,而我的阅读一直能很好的连续起来,没有出现断面.

  在此我非常感谢傅雷,李丹等翻译大师,更感谢那些无名的默默的带给我无数知识和快乐的翻译人们,是你们的努力使我能从小就读到法郎士,是你们的低调让我会在读过十年后才幡然醒悟,喜出望外.

  虽然诺贝尔奖让中国作家年年痛经,但实际上对很多人只是多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及给文艺青年一些装13的本钱,不过，我很想知道,从前,第一个翻译<蜜蜂公主>并出版它的人,是否在意过法朗士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身份.我敢保证,时下的中国,迟早后有一套儿童文集问世,名字或许就叫"诺贝尔奖作家写给小朋友的书",其中肯定有这本<蜜蜂公主>

  ,但是,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看后会否象我一样,在许多年后,蓦然惊喜.

  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使阅读的喜悦能跨越那么久,单纯因作者的身份,还是因为对自己重新认识或发现?说不上来,或许这就是现在的人越来越少读书的缘故了,没有什么书能让我们在许多年后回想起来还乐趣无穷还有一种自豪的喜悦还有一种满足的充实感.

  Such certainty is beautiful,but uncertainty is more beautiful still.

  其实,我也是在几年后,才知道,这诗其实也是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改下--------阅读是美丽的,但回味曾经的阅读更加美丽

• 作为媒介的学术书评

  作者：书白 发布时间：2017-12-13 20:14:12

  汉学大家杨联陞的著作大陆已出版多种，但最能体现其学术成就的书评却一直无人汇集整理。1982年台湾食货出版社曾推出杨联陞《汉学论评集》一册，收入英文书评42篇，或因未经翻译，在汉语学界流传不广。最近清华大学教授王存诚先生以一人之力，将杨联陞的英文书评全部忠实而准确地翻译成中文，同时蒋力先生又搜集杨氏的中文书评十余篇，合为《汉学书评》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此读者终于有机会一览杨联陞学术书评的全貌了。

  对于杨联陞学术书评的成就，学界早有定评。他的书评涉及范围极广，差不多包罗中国历史文化的所有方面，他曾自道“写书评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这一门学问的现状、行情，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书评经验谈》），能对这么多领域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状况了然于心，作者功力之深厚确实令人惊叹。几乎在每一篇书评中，杨联陞都能给被评者的特点和在学术史上的位置加以恰当的评估，并就一些具体的问题提出探讨的意见，指摘和订正若干错谬，澄清关键的文义或史实。这些书评不仅推进了专业领域内的学术发展，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学术共同体内公认的评价标准，培育了严肃认真的学术空气。杨氏在二战后西方汉学界享有的崇高地位，和他以书评为学术界做出的卓越贡献是分不开的。

  若着眼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杨联陞的学术书评还有一层联络不同的学人、学科乃至学术传统的意义。在《汉学论评集》的自序中，他即明言自己扮演的是“联络员”（liaison）而非“警犬”（watchdog）的角色，希望自己的书评结交的只是朋友（I hope that my reviews have made only friends），故而对别人以媲美伯希和相称敬谢不敏。杨联陞曾有一篇题为《中国文化中之媒介人物》的演讲，说“非有大学问，不能成为媒介人物，不能发生媒介作用。同时，现在西洋人研究学问，主张要跨门，专研究某门科学，须兼及其他部门，这是为了沟通知识，也可以说是学科与学科间的媒介”，“媒介”即大致等同于“联络员”。余英时由此引申，称杨联陞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这是就杨氏整体的学术生涯而言。具体到他的学术书评，我们也不妨说他是自觉地以书评来充任某种“媒介人物”，而其意义却较“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这一说法更为丰富。

  杨联陞花费许多心血和精力撰写学术书评，跟他很早就有这种“媒介人物”的自觉有关，而这又要联系到他在美国汉学界的特殊位置来看。1941年杨联陞应贾德纳之邀来美，先后在哈佛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杨氏在清华读书时即已受过良好的史学训练，然而到美国后却不得不屈就于西方汉学的门庭。1944年3月他给胡适写信汇报自己的境况：“除了教书之外，看看旧的汉学杂志，《通报》、《亚洲报》之类，还有念德文，字又忘了，非常之苦”（《论学谈诗二十年》第43页），是他真实心境的写照。但他人很聪明，又能下苦功，很快便在汉学界崭露头角。带他来美国的贾德纳先是以“汉学界前十名相期”，等到1951年他游历欧洲的时候，法国汉学耆宿戴密微便“以少年辈第一人相许”了（《自传》）。那时候欧洲仍执西方汉学的牛耳，美国汉学瞠乎其后，杨联陞短短几年便能得到欧洲汉学前辈的首肯，可见其进步之速。

  身居美国汉学界，杨联陞自认对提升美国汉学的水平负有义务，这方面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即体现在学术书评中。1948年起杨联陞担任《哈佛亚洲学报》的编辑，对书评尤为尽力：“那时我几乎是书评编辑（review editor），有意无意与《通报》争先”。当时伯希和是老牌汉学杂志《通报》的主编，“常写书评，对被评者往往失之刻薄，不留余地，自称汉学界之警犬”（《书评经验谈》），杨联陞则有意立异，追求客观公正，以提携为主。这自是出于他为人忠厚的秉性，但亦可见出他推动美国汉学发展的用心。

  不过杨联陞终究非美国本土的汉学家，其中国背景使得他在美国汉学界的身份相当微妙。当时美国汉学整体水平不高，汉学家中间，确实存在着抵拒排挤中国学者的现象。战后一度旅居美国的胡适对此感受最深切，1955年12月他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自己在美国不教书，原因之一是“许多所谓 ‘汉学 ’、‘支那学 ’家总有点怕我们打入他们的圈子里去”（《胡适书信集》下册第1256页），实则胡适对这些汉学家也着实看不起。有趣的是，胡适这时期亦曾写过两篇书评，严厉指责汉学家的谬误，其中一篇评论的是德范克（John De Francis）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语文改革》，胡适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作者的“偏见和无知”（参见周质平《胡适的黯淡岁月》）。而杨联陞恰恰也给这本书写了书评，态度几乎相反，肯定该书是“一项有用的研究”，其结论“是明智而值得强调的”，虽然也指出了一些具体的错误，语气要温和得多（见《汉学书评》第196-199页）。当然，同居美国，胡适和杨联陞在身份和地位上有很大差别，胡适很快就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而杨联陞已经是美国学术体制的一员，他不得不从美国汉学界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实际上，以杨联陞之才华和眼界，他对汉学家的弱点自然洞若观火。他后来说，“西洋人译古汉语出的错处，可以出一本《笑林广记》”，但仍认为“评介仍应以心存忠厚、以不得罪人为原则。要是书太坏，可以拒绝学报找我写书评的要求”（《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28页）。1960年，杨联陞在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演讲，特别指出美国学者富于想象力，如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可能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当时在华盛顿大学任教的萧公权曾引用此语，进而强调“矫正‘中国研究’的缺失偏差是在美中国学者的一个责任”（《问学谏往录》第64、225页），这应该可以代表杨联陞这一代旅美中国学人的共同立场，而学术书评就是杨联陞践履这种责任的主要方式，也是他为美国汉学界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

  杨联陞纠正汉学著作的错谬，常常达到巨细无遗的程度。读者翻阅《汉学书评》中的文章，会发现他会花很多的笔墨来订正对原始文献词句理解或翻译上的讹误，篇幅之长有时不免令人生畏。然而这并非只是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实则包含了某种方法论的启示。盖字词的释义往往关系到史实的理解，差之毫厘便谬以千里，如书评中多次提到的“生口”一词，就牵涉对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认识。杨联陞治学，主张“训诂治史”，这种从语言出发探究历史的路径，是史语所奠定的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传统，而这一传统自身亦曾借鉴西方汉学的语文学（philology）方法。杨联陞的学术书评对各类名词所做的具体而细致的辨析，正是两种学术传统会通和融合的绝佳体现。

  反过来说，学术书评这种灵活的体例，也为杨联陞展现其沟通不同学科和学术传统的特长提供了最好的舞台。汉学本来就有不拘守具体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特点，杨联陞亦经常以开“杂货铺”者自嘲。这种博雅的学风，或许不利于做专题性的研究，但用于学术书评上恰能发挥其长处。因为见闻广博，往往能够补充在作者本人视野之外的可供参考的学术文献，或值得注意的现象与问题。更重要的是，杨联陞虽置身美国汉学界，但视野却比一般美国的汉学家开阔得多，他利用书评这种形式，不断地把欧洲、日本优秀的汉学著作，以及中国学者的论著（如王力《中国语法理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等）介绍给美国的同行，同时他的中文书评，也会评介西方和日本汉学的著述，凡此都充分地表现了他作为“媒介人物”的特色。我们只需翻开《汉学书评》的目录，便会对杨联陞宽博的学术气度留下的深刻的印象。这些亦足以说明，杨联陞不仅仅以培植美国汉学为职志，更以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为使命。

  今天的学术界在交流的便捷方面已远远超过杨联陞的时代，然而学人的眼界和胸怀却似有萎缩之势。1982年杨联陞在给缪钺的信中说：“近二十年来有若干日本学人（不止于西京）和欧美学人，读汉籍的本领已大有进步，我见了中国来的青年，常要他们警惕，因为就文化言，日本、西洋本已有相当客观的历史，对语文的研究，也颇深入，他山之石不可以攻错也[按：‘不’字疑衍]”（《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92-393页），现在读来仍不失为箴言，因为国内治中国文史学问者，轻视外国学人的仍大有人在，这方面《汉学书评》正是对症的良药。

  学术书评之重要，当代学者类能言之，而学术书评作为某种媒介的意义，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杨联陞的书评不仅在具体论题上能够提出精当的意见，更能以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指示有潜力的新路径，开拓作者和读者的心胸，从而在不同领域的学人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即便对其所评论著不甚了解的人，读其书评也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专业论题的深度上，今人恐难望杨联陞之项背，但他那不为专门畛域所限的开阔眼光，以及甘愿以“联络员”身份服务于学术共同体之建设的精神，却是很值得我们取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