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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哈米 发布时间：2018-03-27 09:01:28

  没有拼音，都是大字，符合认字规律。把字串成词语和句子，组成小故事，很适合孩子自己读。认字卡阶段之后，这本书就很合适了，基本已经认识了百分之八九十，读起来不费力，还能巩固复习、学习词句。

• 作者：南茜の早晨 发布时间：2015-04-19 21:48:48

  “这些考古的文章现在看来，都很一般了，只因为是沈从文先生写的，这才这么多人看。”-----读后感

• 作者：Dream 发布时间：2021-04-19 14:44:59

  需要表达正确，事实准确，态度真诚。背后是自身专业素养。一流的反应速度需要底蕴和大量训练吧？

• 作者：晒晒太阳 发布时间：2022-04-06 14:48:22

  这本说是半小时真的是半小时能翻完。画风不是混知的，但脉络很清晰。

• 作者：肉爪爪 发布时间：2023-11-17 14:55:39

  三点五星，一些前辈的现身说法和案例还是值得借鉴。后面的新闻发布方式方法也具有参考价值。内容稍微有点老，只能说时代变化太快，现在流媒体、社区平台的影响力日渐增强，而现实是信息公开的手段方式乃至回应或者渠道反而不进则退。

• 作者：蓝胖子的树洞 发布时间：2022-02-22 10:12:05

  有的内容还是适合学习的。

• 喜爱不一定非要拥有

  作者：庄晓 发布时间：2020-01-12 20:31:57

  没有想到会在新年前收到这样的一本书，暗自好笑，“是想推荐我买包包吗？”不，要我是因为一点诱惑就随便冲动消费的那种人，家里应该也摆了好多个包包了。曾听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爱包，因为“包”治百病。诚然，我身边的许多女生朋友都爱包。有一年要买好几个包包的妹子，也有喜欢用包来搭配各种衣物的精致女孩，也有不少特地去欧美或者赴港台就是为了买包的。香奈儿、古琦、蔻驰、LV、爱马仕都是身边女同事经常喜欢背的牌子。

  然而我并不是带着买包的心态来看待这本书的，相反，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精致，很小资，图片和挎包的人也都非常美丽，翻阅书籍比本身拥有一个大牌的包可能来得更加舒适，我是喜欢书本的人，但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反而是英国女演员和歌手简·柏金（Jane Birkin）所背的藤条篮子，无论到哪里她都会带着它，即便后来Hermes总裁让-路易·杜迈以这只篮子为灵感设计出Birkin Bag，她也并没有使用并成为代言人，而这款包反而成为了贵妇的象征，与简·柏金无拘无束的波西米亚风格相去甚远。

  

  我没有买过什么太像样的品牌包，毕业初期艰苦阶段，包包都扔在电动车篮子中，没钱也不会去买品牌。而后因为工作需要东奔西跑，整天捧着电脑，遂改背双肩包，实用而耐用。有段时间用帆布包，发现真心爱死了帆布包，便捷舒适又环保，还非常柔软，可以放书本也适合我这种杂物特别多的人。我的杂物一般有：钥匙、充电宝、Kindle，或者书本，笔记本，录音笔，U盘等等，我实在活得是不够精致的。我也不太惜物，所以其实不配拥有太好的东西，就像女同事有个香港代购的2万以上的香奈儿，很精致的一个小包，吐槽说经常高铁出行，扔在传送带上被各种不知何物的袋子挤压蹂躏，很快就不像样子。“贫穷女孩不配拥有好的包包”，她自嘲道。但是在一起去上班的途中，她和另一位同事兴奋地谈着各种“邮差包”、“信封包”的时候，我在前面开车，我看着前面宽广的马路，在心底对自己说，“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

  “是的，我们想要的不一样。”每个人都各有追求，本无对错。但我倒是很佩服作者，从单纯的喜欢到中国专业买手，将所爱变成职业并为之发展，也是很了不起了。

  说点题外话，我还记得幼儿园开学的第一天，母亲没有给我买书包，只是让我背了她的一个旧皮包过去上学，那一天的路上我挎着那个包尴尬又难过，因为没有一个新的书包，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皮包。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家早已脱贫，但如果母亲看到这些包包要上万一个的价格肯定也会觉得“疯了”，我看这其中有些包包的年代在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要知道那样的年代里普通家庭的收入可能只有几百元一年。“的确是疯了”，花这么多钱买个包。但时代再变，包包的盛行说明经济在不断变好。然而我还是觉得，“喜欢不一定就要拥有”，真正的喜欢，远远地欣赏，即便像我这样通过书本，我也感觉挺棒。

• 通过三本书浅谈苏联的解体

  作者：脸上咬个豁儿 发布时间：2020-04-28 22:06:38

  《二手时间》、《大国的崩溃》和《来自上层的革命》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苏联解体的历史。其中《二手时间》是一部文学作品，作者采用底层视觉，通过采访记录普通民众的声音来展现苏联解体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大国的崩溃》则采用高层视角，通过解密的高层档案将叙事视线聚焦于苏联解体前四个月的高层交往内幕，展现苏联和美国的最高层行政人员对苏联解体所起的作用；《来自上层的革命》通过列举实际数据和理论分析相结合，展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过程是如何激励苏联统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放弃社会主义体制的。三本书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彼此并不矛盾，合在一起有助于读者形成对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更全面理解。

  《二手时间》类似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通过受访者口述的方式像拼图一样再现俄罗斯解体前后的民众的命运变迁和社会观念的转变。除了标题和序言外，作者几乎全程保持缄默，读者只听到众声喧哗：尽管人们对苏联时期的政治迫害、受到严格管制的言论环境、不人道的劳改制度、僵硬的官僚体制有诸多不满，但同时也普遍怀念强盛的国力、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较平均的财富分配、其乐融融的民族团结以及淳朴的价值观念，批评苏联解体后的高失业率、贫富差距、通货膨胀、犯罪猖獗、寡头抢夺国有资产、拜金潮、车臣战争、恐怖袭击、虚伪的民主选举等社会现象。

  这可能与我们的一贯印象不同，这种印象可能是站在坦克上的叶利钦和集会保卫叶利钦的民众的影像塑造的：苏联是由于人民群众对体制不满而把它推翻的。但是《二手时间》打破了这一印象，普通民众固然对体制不满，但只是希望体制能够改善而非颠覆，在不放弃公平社会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基础上，实现民主化政治和生活富裕（《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P145所列的1991年5月的民意调查支持这一结论）。因此苏联解体的原因不免要在精英人士中寻找，《大国的崩溃》和《来自上层的革命》就把视线聚焦于苏联党政精英，以后者的书名作为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最精要概括。总结苏联解体可能要归因于以下这些因素。

  1、戈尔巴乔夫失败的经济改革与党国精英的离弃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在1975年后陷入经济增长快速下降的危机，与美国的差距由缩小变成拉大（1970-1975年苏联GNP年均增长率为3%，同期美国为2.2%；1975-1980年苏联为1.9%，美国为3.4%；1980-1985年苏联为1.8%，美国为2.5%），苏联计划体制下固有的效率低下、消费品短缺和服务低劣等问题暴露的比以往更加明显。

  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被党内精英寄予了发动改革的厚望。戈氏认为苏联经济的停滞一方面源于僵硬的中央集权制，中央做了许多错误的指令，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的。针对前者，戈氏提出经济民主化，打破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针对后者引入市场竞争。经济改革始于1987年，企业逐渐被赋予生产和销售的自主权，企业主管获得了提高职工工资的职权，企业的核心管理者由职工选举产生和罢免。然而中央政府没有为新的经济政策配好统筹协调，致使刚走出指令性模式的经济陷入混乱；企业为员工增加工资但由于价格没有市场化，导致民众消费能力快速提升，造成商品短缺；企业由于缺少中央规划而减少了固定投资，这一短视行为不利于经济增长。总之，戈氏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提振经济，反而在1990-1991年遭遇重大挫折——经济紧缩。1990年的GNP下降2.4%，1991年下降了13%，经济紧缩主要是中央政策导致的，同时苏联的主要东欧贸易国的共产党政权解体和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自治所引发经济混乱也是重要因素。

  严峻的经济形势使苏共的领导遭遇了从上至下的广泛批评，迫使戈氏不得不加快改革步伐，进一步靠向私有制和自由市场。1989-1991年间矿工罢工潮揭示其中的冰山一角。矿工为追求收入提高、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摆脱莫斯科管理部门的控制、组建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而发动了多次罢工，罢工者与叶利钦组建联盟，要求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苏共发现自己处于尴尬的位置——它一直宣称代表的阶级竟然都不站在它这一边。

  与普通民众相比，党政精英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作用最为致命。随着苏联逐渐放开私有化，越来越多的党政精英从事私有产业，获得巨大成功的现实和与国外交流的增多，让他们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获得远超过苏联旧体制下的权力和财富，所以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原本应该支持社会主义的精英们站在了资本主义一方。《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列举了1992-1993年间俄罗斯100家大企业创办情况的调查，显示62%的创办者由共青团员、政府部门委员、大型国有企业领导、原国有银行成员、高干子弟等构成。

  2、公开性政策与知识分子的背离

  就像文革结束后的中国需要一场真理大讨论来解放思想一样，戈氏在进行经济改革之前先实行了被称作“公开性”的政策，这项政策试图通过放松意识形态管制来激发人们的思想活力，作为撬动僵硬的苏联体制的第一步。政治犯被释放，大众媒体不再受钳制并受邀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但是被解除禁锢的知识分子没有站在改革的社会主义这一边，相反，他们站在了社会主义的反面，为资本主义背书。这是由于被压抑太久的知识分子不相信个人自由能与社会体制相协调，而且他们羡慕资本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优渥的生活条件。对决策高层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们成为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热烈鼓吹者，因为他们对计划经济的困境有切身体会，却不了解自由市场的弊端。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要远比他们平常所自嘲的更有影响力，他们确实可以改变观念的水位甚至颠覆水上的舟船。

  3、民主化改革与苏共的衰落

  在启动经济改革之后，戈氏认为应当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将改革的动力交给民众，赋予改革的认授性以消除党政机关对改革的阻碍作用。民主化改革集中在两个议题上：（1）在党干部和政府官员中进行差额民主竞选；（2）加强苏维埃的行政权力，党从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解脱出来。党内民主进展缓慢，但政府的民主改革在1989年真切地体现出来。1989年3月，苏联人选出了2250人的人民代表大会，其中虽有750人是从苏共所列的“社会团体”名单中选举出来的，被认为代表苏共的意志，但其余1500名人民代表则是从自由竞选中产生。人民代表大会再选举500人左右的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戈氏当选主席）。于是议会得到了人民的授权，不在满足于苏共的橡皮图章的定位。同时戈氏进行坚定的党政分离政策，他认为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不能强加给民众，而要赢得民众的真心认同，通过党员经过选举进入立法机构的方式实现。戈氏在1988年缩减了中央委员会的部级单位，地方党组织收不到上级指令而陷入自治状态。在1990年3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修改了宪法第六条——该条款曾保证苏共的统治地位。戈氏并实行总统负责制，此后政治局重要领导人离开政治局进入内阁，苏共的最高权力中心“政治局”只领导党而不领导国家。虽然戈氏仍然担任苏共第一书记，但是党政体制已向总统制转变。

  民主化改革还为戈氏塑造了最大的竞争对手——叶利钦。叶利钦原本受戈氏赏识而在1985年被提拔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但由于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指责戈氏改革不力而被驱除出高层，但是叶利钦作为改革派和苏共的批评者形象而受到民众支持。民主选举给了叶利钦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在1989年3月被选举为莫斯科人大代表，随后5月被选为俄联邦议会议长，在1990年7月苏共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脱离苏共，引发退党潮——至1991年7月，共有400多万党员退党，占苏联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民主选举使得党员身份不再与政治权柄挂钩。

  民主制度是允许各方发声、各方利益和诉求都得到代表的制度，本身就让社会各方的观念冲突表现为政治的冲突，如果处理不当会对体制造成强大的离心力。戈氏的民主改革使反对钳制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竞选上台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与追求优渥生活环境的党政精英结成了反苏联联盟，同时共和国普通民众的民族独立诉求也成为民选领导人不能忽视的民意。

  4、共和国主权独立、819政变与苏共的瓦解

  戈氏把政治权力从党政机关转移到了议会和政府手中，一方面削弱了苏共的统治地位和专制能力，一方面激励了共和国的离心倾向。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都各自有其主体民族，民族独立构成了国家独立的基础。苏联的宪法规定各共和国是平等的，它们有权退出联邦。公开性政策和民主化改革使本属地下的民族独立运动走向台面，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各国领导层更多地追求本地区和本民族的主权，击碎了苏联用武力威胁和专制制度打造的民族团结局面。1989年高加索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要求自治和主权，1990年3月波罗的海三国宣布脱离苏联独立。但对联盟的破坏最具影响力的还是俄罗斯的动作，1990年6月俄联邦议会议长叶利钦说服国会通过《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拥有对国内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俄罗斯法律高于苏联法律，随后其他共和国的领导层也纷纷通过了自己的主权宣言。叶利钦在1990年12月对中央政府做了大胆的攻击，他签署法案在来年对中央政府财政预算提供不到1/10的税收来源，而俄罗斯的税收占苏联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各共和国开始实行自己的政治制度改革，纷纷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叶利钦就在1991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戈氏为了挽救苏联而提议建立一个新联盟，这个联盟建立在充分尊重各加盟国主权的基础上。面对苏共统治地位的不断下落，苏共高层强硬派已有很大不满。戈氏预计在1991年8月20日与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签订新联盟的协议促使了强硬派发动反击，因为这份新联盟协议要对苏共高层进行大换血。政变发起者有克格勃主席、总理、副总统、内务部长、国防部长、陆军元帅等高层官员，他们软禁了远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氏，在8月19日凌晨期间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随后叶利钦进入莫斯科议会大厦领导抵抗运动，政变因被认为是对苏联旧体制的复辟而得不到支持，迅速被叶利钦挫败。8月22日，尽管戈氏回到莫斯科，但权柄已经旁落，获得党政精英和街头民众支持的叶利钦藉由清理政变分子之由暂停了苏共及其报纸在俄罗斯的活动，苏共中央办公大楼在示威群众的“耻辱”的抗议声浪中关闭；在强迫戈氏解除新的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内务部长的人选后，这些职位都换上了叶利钦信任的人；叶利钦还发布命令将苏联财产的所有权转归俄罗斯联邦。苏共大势已去，戈氏辞去了苏共总书记的职务，解散党中央。苏共的领导已不复存在，联盟还存在的最大标志是戈氏仍担任中央政府的最高职位：苏联总统。

  5、乌克兰的独立与独联体

  苏联的存在包含两个要素，（1）由苏共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2）由15个加盟共和国共同组成的有中央政府的联盟国家。苏联解体必须是这两个要素都不复存在。虽然在819政变后，要素（1）已不再成立，但要素（2）仍然存在。苏联解体，共和国组建独联体是在819之后四个月发生的事，讨论苏联解体必须把两个要素联合起来看待。

  尽管苏联各个主要部门成为空壳，戈氏无法干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但他毕竟还是苏联外交利益的第一代表，还控制着苏联的军队、情报机构以及内务部队。戈氏试图建立一个有强大中央和统一宪法的新联盟国家。在1991年11月14日这天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他劝说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达成了一部条约草案，承诺建立一个邦联制国家，军队、交通系统、生态和太空计划由中央控制，国家虽没有统一宪法，但总统由所有加盟国的人民共同选举产生。

  戈氏的新联盟计划经过各方妥协后看似就要成功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各共和国互相之间的经济依赖，一方面是由于苏联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包括在中东的海外利益以及核武器等，因此保留一个中央政府处理外交和军事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只是各共和国对中央政府的存续仍然心存怀疑，11月25日的国务院第二次会议上，共和国领导人背弃了承诺，表示新联盟条约草案要拿到各国议会上讨论，而且乌克兰独立公投临近，共和国都在观望乌克兰的独立情况。一心独立的乌克兰领导人没有参加新联盟谈判，之后正是它的独立公投开启了其他加盟国离开苏联的多米诺骨牌。

  乌克兰西部地区有很强的独立意愿，乌克兰裔美国人多次在白宫外发动独立请愿活动，要求老布什总统推动乌克兰独立。乌克兰议会领导人克拉夫丘克不仅打民族独立的牌，还强调经济自主来呼吁国内非乌克兰裔民众的支持。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同时举行独立公投和总统选举，这一天投票率达到84%，90%的选民支持独立，克拉夫丘克赢得61%的选票当选乌克兰总统。

  乌克兰与俄罗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乌克兰是苏联第二大加盟国，首府基辅是苏联第三大城市，乌克兰对苏联的重要性远超过波罗的海三国，其独立所起的示范效果也远远超过波罗的海三国。此后俄罗斯政治精英不愿在缺少乌克兰这位重要的斯拉夫盟友的条件下与五个中亚穆斯林国家共处于一个联盟里。叶利钦快速宣布承认乌克兰的公投结果，12月8日，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签署并公开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别洛韦日协议》，承认独立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既有边界，保证履行苏联缔结的国际协议和承担的国际义务，并宣布在各自领土上苏联法律和苏联机构失效，否定了1922年的联盟协议，不仅要离开联盟，还要解散联盟（1922年，4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苏联，这四国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

  俄罗斯欲脱离联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叶利钦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启用盖达尔的激进经济改革，最有利于俄罗斯的做法是尽可能地攫取苏联的机构和资源，并不被其他共和国的资源需求和保守政策拖累，因此俄罗斯势必要保持政治经济主权。在独联体协议签订后，联盟形势对戈氏每况愈下：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的议会通过了独联体协议；加盟国相继召回他们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戈氏在国防部会议上试图争取军队指挥官们的支持但遭到拒绝；中亚共和国也将加入独联体。尽管戈氏号召举行公投来决定苏联的命运，但已经没人听他的了。大势已去，12月17日，戈氏与叶利钦讨论了权力交接问题。12月21日，包括斯拉夫三国和中亚五国的共11个国家首脑在阿拉木图召开峰会，宣布成立独联体，废除所有苏联机构，由俄罗斯继承苏联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和海外资产。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晚七点，戈氏发表电视辞职演说，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随后最高苏维埃自我解散，苏联轰然倒塌。

  总结：多民族构成与联邦主义固然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但是戈氏的公开性政策和民主化改革却对苏联解体有着最关键的影响。抛开价值观的讨论，仅从执政党为追求自身永续长存的统治地位的现实利益角度而言，戈氏的改革无疑是反面教材。中国的改革比苏联更早，期间也经历了社会的动荡，但最终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和国家的富强，这与原本处于世界两极中一极的苏联的轰然倒塌成为鲜明对比。执政党的统治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削弱，反而随着科技监控技术的提升得到增强。苏联解体的历史和中国崛起的现实，使戈氏对执政党的警示在于：经济改革一定要置于政治改革之前；执政党可以适度放开意识形态管控，但绝不能无限地开放言论，尤其不能放弃政治和组织领导；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不一定要来源于以民主选举为标志的权利认授，还可以来源于治理绩效。